的体制和机制。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

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利益在于，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经济活动可通过国际商品和资产的人民币计价，摆脱汇率风险，并取得战略定价的主导权。计价功能的发挥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而储备资产功能很大程度上只是计价和支付结算功能的结果，体现他国的投资和财富增值利益，尽管这为海外使用人民币提供了激励，但体现的是中国增进全球利益的贡献而非收益（潘英丽，2012）。作为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货币自身价值的稳定是致关重要的。我们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已验证汇率波动与货币国际化显著负相关（吴君、潘英丽，2012）。此外，币值稳定对于后起国家确立国际信誉提升货币国际地位也是绝对必需的。英美的成功经验与日元国际化失败教训都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规定了中国汇率制度选择应奉行名义锚模式。后者是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基本要件。另外人民币稳中有升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鉴于美元的持续贬值态势，人民币不能再钉住美元，必须与之脱钩。我们建议人民币钉住未来相互依存度和经济一体化加深的一组国家的货币，并最终过度到钉住凯恩斯建议的由数十种主要国际商品构成的加权价格指数（凯恩斯，1930）。

四、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与国际汇率制度改革的关系

笔者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报告建议，建立国际汇率联合管理委员会，实施国际浮动汇率的目标区管理方案（潘英丽，2009，2012）。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国际汇率合法波动区间是上下1%。其主要目的在于抑制投机性的资本流动，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制度保障。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国际汇率进入自由浮动时期。1976年的牙麦加协定承认了浮动汇率的合法性。但国际货币基金章程及其修正案中，承认国际汇率浮动安排的合法性并没有否定各国选择适当汇率制度的权力。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制度仍属各个国家的货币主权。需要强调的是，随着金融资本大规模的跨境流动，国际汇率的波动已不能反映真实经济的调整需要；高达40-100%的汇率波动不仅不利于各国真实经济关系的调整，而且带来了世界经济更大的不稳定性。

今天的国际浮动汇率制度已经丧失了事实上的合法性。加强对国际汇率波动的管理应该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美国的政客通过指责别国的汇率政策转嫁国内矛盾显得无知和缺乏理性。当然人民币汇率需要与美元脱钩，并对美元和欧元升值，这将有利于降低原材料进口和资本输出，而且还有助于经济转型和维护国家长期利益。但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调整与汇率制度的选择不能混为一谈。一个币值稳定的人民币加入到国际货币行列将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做出贡献。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也需要体现国际汇率制度的未来改革方向，而不是加入无序的自由浮动。

笔者认为，中国需要的是货币权重更为合理的可调整钉住汇率制度或真正参考一揽子货币的窄区间管理浮动制度。人民币汇率包括未来国际汇率制度可能都需要过度到一种钉住一揽子商品价格的固定汇率制度或波幅较小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事实上，中国除了在汇率调整方面存在不作为或时滞问题外，汇率制度的选择总体上是正确的。中国在90年代后期以来名义上宣称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钉住美元，并给西方国家送去操纵汇率之大棒，只是在西方强势话语权面前严重缺乏自信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