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浮动汇率调节机制的有效性问题

1、国际环境影响汇率调节机制的有效性

选择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通常都接受市场有效性假说。但是实践已经证明市场有效性假说不能完全成立。粘性价格理论揭示的“汇率超调”说明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出现过度波动，并对实体经济活动产生不利影响。而日元对美元超过100%的升值也没能消除日本的贸易顺差(麦金农、大野健一，1997)。

事实上，当前全球外汇市场年交易额已高达800-1000万亿美元，其中具有贸易背景的外汇交易只有30万亿美元，出于投机和套利目的的交易高达97%。因此在这样一个投机和货币套利盛行的全球外汇市场上，汇率的变动超越了实体经济的客观要求，很大程度上扭曲着社会资源配置，并带来经济和金融的系统性不稳定。这也是各国央行或多或少会干预外汇市场以控制汇率波动负面影响的原因。

作为政府总体经济政策的一个部分，汇率制度是公众形成其汇率预期的基础，并会影响这种预期的内容。在国际汇率大幅度波动和国际短期资本投机盛行的国际背景下，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浮动汇率制度，有利于投机资本单边汇率预期的“自我实现”，而在投机资本的冲击下外汇管制通常并非十分有效。

中国政府应避免采取自由浮动这种激进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始终把握人民币定价的主导权，可以凭借大国意志引导国际资本的市场预期，而不是放任人民币汇率由国际投机资本去左右。我们建议实施可调整的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或参考一揽子货币的窄目标区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它与外汇行政管制以及短期资本交易税等经济杠杆一起将可应对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给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更多的是中间道路，而自由浮动与硬钉住的端点论也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放弃。

2、国内经济结构与体制因素影响汇率调节机制的有效性

就国内经济而言，中国经济对外不平衡有其微观、结构和体制方面的原因，人民币汇率即使实现浮动也不能发挥有效解决对外不平衡问题。

从出口企业激励机制来看，有：P＝ E P*－C，（P为出口企业单位产品利润，E为人民币汇率，P*为国际售价，C为企业的单位产品成本）。中国出口制造业企业内部成本存在劳动、资本、工业用地、矿产资源等众多成本扭曲因素，内部成本低于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则大部分外部化或社会化。因此通过理顺价格不仅有助于减少扭曲，而且可以达到人民币升值同样的调节作用。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显然优先于汇率的市场化改革。

地方政府扭曲行为是对外不平衡的结构和体制根源。中国的31个省市和自治区从其发展的差异性和经济分权情况看相当于30余个独立的经济体。各自采取竞争性政策对外招商引资发展本地经济。重复建设、内部市场一体化程度相对较低（内部交易成本过高）提高了国家整体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出口多头对外的内部无序竞争（即国外售价过低）使中国出口换汇成本过高。中央政府依据换汇成本确定的汇率水平就出现较为明显的低估，导致国家利益的流失。就如家用电器产业的企业数目从世纪90年代的2万多家减少至目前的一二百家，中国竞争性行业的内部整合是国内市场一体化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通过人民币升值就在短期内很快完成。

另外，人民币汇率变动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还将受到服务业市场准入管制和人力资本瓶颈等因素的制约。在中国，有效发挥相对价格的调节作用首先需要健全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