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

刘晏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

【摘要】

刘晏是一名唐代著名的理财家。他的经济思想和所制定的财政改革措施具有一定的创新并符合时代特色。刘晏的经济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爱民为先”的执政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市场经济的色彩。他强调从恢复发展经济来解决财政问题，整顿漕运、改革盐法、实施常平法等财政改革措施对增强唐王朝国力、安定人民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他的经济思想及财政改革措施对后代影响深远，在今天，解决“三农”问题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时，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刘晏、经济思想、财政改革措施、创新、漕运、盐政、理财

1．引言

刘晏（公元718一780年，即唐玄宗开元六年至唐德宗建中元年）字士安，曹州南华(兮河南东明县附近)人。他八岁即因向唐玄宗献赋而获得了“申童”的声誉。公元760年任京兆尹、加户部侍、兼任度支、铸钱、盐铁使（后又兼转运使）、由此至公元799年，除中间有不长时间遭贬外，前后有将近二十年担任唐中央政权的重要的财政经济领导职务，主管东南地区的理财工作。

刘晏是唐代的著名理财家，可是，他的活动并不只限于狭隘的财政问题的范围，而是从解决财政问题出发，广泛地进行了粮食的运输、储存, 食盐的统购、发售和生产的管理, 商品供求和物价的调节, 以及救灾、抗灾等方面的工作。实际上, 刘晏不但是一个理财家, 还是一个封建时代的国民经济管理方面的能手。 刘晏是个实干家, 他不曾著书立说,他的有关财政经济问题的言论, 留下来的也很少。但是, 他的理财活动, 却体现着异常丰富的经济思想,包含着顺应经济发展趋向的许多重要思想苗头。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 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的发展史上, 刘晏这个并非思想家的人物, 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研究刘晏的理财活动所体现的经济思想, 对于总结中国古代关于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方面的历史遗产, 为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颇有意义的。

刘晏开始肩负起理财重任时, 正是安史之乱后的社会经济严重凋蔽衰落的时期。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唐代文治武功的基础—均田制, 早已破坏无余。随着均田制的破坏, 大土地私有制发展起来, 土地集中的现象日益严重。安史之乱后的唐朝, 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开始出现某些新的变化趋向的时期。

过去长期占支配地位的豪强地主的势力明显下降，不以门阀势力而主要以财富称雄的庶族地主的势力则逐渐上升。豪强地主对其“宾客”、“部曲”的很强的人身奴役, 逐渐让位于庶族地主同佃农之间的租佃关系。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较过去有所减弱。与此同时, 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增长,城市手工业、商业更发达, 手工作坊、行会以及经营信用业务的柜坊、行使汇兑职能的飞钱竿, 都相继出现。

2．刘晏理财的政绩

刘晏理财的政绩主要是表现在漕运和盐政两方面。中国古代运粮称为输转、转运、转漕。水运曰漕，故称漕运。唐建都长安，关中尽管富庶，有八百里米粮川之称，但毕竟土地狭窄，产粮不足供京师民众和驻军消费之用，储备粮更是无从谈起，每逢水旱灾荒，京城首先告急。因此常需转输东南之粟。唐初，水陆转漕仅万石，转漕之关键在黄河三门峡，惊涛骇浪，危石暗礁，船只逆水上行风险极大，动辄翻船，粮沉人亡。而运粮船只抵黄河，能闯过三门峡的，仅十之二、三。为避三门峡险，从洛阳含嘉仓到陕州（今河南陕县）太原仓，中间三百里，不得不改陆路。陆运三百里分八段接力，用车千八百辆，两月而毕，征发民夫数千，实在是劳民伤财。水运难越三门峡之险，陆运费时劳民，全程运输从江淮到关中一般需个月甚至年。不仅如此，运输本身耗费往往是粮价的几倍，这样，克服运输尤其是漕运的困难，对唐王朝来说，是当务之急。刘晏之前，漕运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

安史之乱期间，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洛阳被占，淮河被阻。原先倍感艰难的粮道完全被切断了。 江淮粮食只好溯长江渡汉水抵洋州（今陕西洋县）再转陆路到长安。这条运输线路途远、费用大、时间长、运量小，京师粮食供应常有不继，加之年成不好，米价飞涨，结果是“官厨无兼时之积，禁军乏食”，郊县百姓被迫捋青穗而供之。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尽快恢复汴水、黄河运道把江淮粮食迅速运至京城一带，便成了当务之急。代宗皇帝再三考虑，决定把此存亡攸关的重任交给曾任转运使的刘晏。

刘晏在唐王朝财政极端困难情况下，临危受命。广德二年，立即带领人马从长安出发，沿运粮道一路仔细勘察河道，处处访问群众，直到江淮，尤其对三门峡的栈道石渠、河口、洛口的堤堰仓廪，深入探讨，格外用心。以转运为己任的刘晏，“凡所经历，必究利病之由”，认真地总结前人办漕运的经验和教训。

刘晏认为，在当时情况下，恢复漕运困难有四：战乱之后，原运粮路线所过之地，几乎变成了“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的无人区。于无人之境，兴此浩大工程，困难可想而知，这是其一；

黄河、汴河每年枯水季节征用成千上万的壮丁进行河道整修。寇难之后，泥沙沉积，河床淤塞，千里河道处处是浅水滩，载粮重船，根本无法通过，这是其二；

“东垣（今新安）、砥柱，渑池、二陵，北河运处，五六百里，戍卒久绝，县吏空拳，夺攘奸宄，窟穴囊橐。夹河为薮，豺狼狺狺、舟行所经，寇亦能往。”路途不但坎坷，且不太平，这是其三；

对粮道最大的威胁，不是安史之乱的叛军，而是来自唐的驻军，在亘带三千里水陆运输线上，“东自淮阴，西临蒲板，屯戌相望。中军皆鼎司无侯，贱卒仪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无挟纩，挽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单车便折简书所能制矣”，这是其四。

在分析了诸多困难的同时，刘晏又看到了恢复漕运后的好处。

好处之一，每年由江、淮运米万石，同时可减轻京畿以至关中农民的负担，徭赋顿减，实为得民心之举；

好处之二，有利于战后恢复。战乱期间，“东都（即洛阳）残毁，百无一存，若米运流通，则饥人皆附，村落邑廛，从此滋多，引海陵之仓以食巩、洛，是计之得者”；

好处之三，有利于巩固国防，国家统一。“诸将有在边者，诸戎有侵败王略者，或闻三江，五湖、贡输红粒，云帆桂楫，输纳帝乡 可以震耀夷夏”；

好处之四，活跃城乡经济。“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旧唐书·刘晏传》）”。照此下去，便可逐渐医治战争创伤，重振昔日盛唐之威风。

经过调查研究后，刘晏分析了恢复漕运利大弊小，恢复漕运，对唐王朝来说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在具体做法上，刘晏采取疏通汴水，造大船和分段运输的综合治理方案。疏浚汴水，淘挖淤泥。刘晏发动民工组织兵丁，他本人身先士卒，为人表率。由刘晏主持，在河南副元帅李光弼的协同下，汴河很快疏导，可以“通漕”了。为保障漕运畅通，刘晏“又分官吏主丹阳湖、禁引灌，自是河漕不涸”。

漕运靠船，刘晏在扬子县（今仪征县）建立起十个船场，出巨资打造了载重量为千斛特大船“歇支江船”! 艘，运粮全用官船，这在当时，也是一大改革。刘晏之前，州县让富户督办漕运，老百姓被派差役承担运租调任务，在法定服役期间全是无偿劳动，在此之外，报酬极低，几乎等同服役。加之漕运本身危险，挽夫由栈道坠死，船工因船沉人亡，则又以逃亡论处，因而累及家室，百姓叫苦不迭。鉴于此，刘晏

把转漕完全改为官运，由兵士担任船工，由官家出钱，雇用熟练的河师、遣纲吏督运，派将士押送。船工水手的工钱定得也较为合理，对运送多次不出事故者规定有优厚的奖励。这些改革和创新“不劳丁男，不烦郡县”，便解

决了历代转运使为之头痛的运输工具和劳动力的问题，“盖自古以来，未之有也”。

唐朝漕运，在安史之乱前采用直运。这种方法，弊端很多，刘晏之前，也有人对此作过改革，采用分段运输，但收效甚微。以转运为己任的刘晏根据运河、淮河、汴河、黄河、渭河的水文特点，把运输全程分为四段。分段运输好处易见，船工河师只要熟悉本段各季节水情变化，不必从江淮出发，直到渭口。

未十年，人人习河险，劳动者的熟练技能，为安全运输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漕运关键在黄河三门峡，危险和事故多发生在此段，刘晏总结前人搞漕运失败的具体因素是由于船只不坚固，绳索不结实而导致船翻人溺。为保障安全运输，他在建造特制坚固大船的同时，又从巴、蜀、襄汉等地调来大批竹子麻皮，制成坚韧的纤索，用以挽舟，规定按时更换，而将旧的当柴烧，使“物尽其用”。刘晏之前的运输是水路加陆路，自征服三门险峡之后完全采用水运，这是前人从未有过的。

江淮粮食在刘晏周密运筹和部署下依靠船工的艰辛劳动，终于从汴河、黄河等水道源源输往长安。 刘晏办漕运，不仅仅是恢复了安史之乱后的粮道，也不只是运粮数量多于从前，还在于运粮费用大为减少。由润州（今镇江）至扬州“斗米原费钱十九，今只有五，由扬州至河阴，斗米原费钱二百，今只一百二十，这两段合计费用仅为原来的四分之一”。之前“民间传言用斗钱运斗米”，可见运费之高。而刘晏的漕运费用完全由官府承担，不向百姓征用徭役。运输本身损耗也微乎其微“无升斗溺者”，刘晏之前，损耗常常是一石损其八斗之多。漕运开通后，粮食一多，京师米价便很快平下来，关中时逢久旱，但物价并不贵。当第一批粮食运至长安，京师军民欢呼雀跃，代宗大悦，并亲自前往迎接，大加赞扬，把刘晏比作萧何。

漕运的作用不仅仅是乱后保障京师粮食供应的生命线，还在于它是恢复被战争动摇了的唐政府统治的物质力量。继漕运之后，刘晏在盐政方面为唐王朝又立了一大功。

中国古代实行食盐专卖，始于春秋，由管仲提出，，国家收购百姓所产之盐，运输和流通则由国家垄断，原来的盐商完全被排挤出去，厚利从官府运输和贩盐得来。中国的盐铁专卖由管仲创始，采用民产、官收、官运、官销。结果既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政府也不必另筹税源而国用足，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齐国实行盐铁专卖，为其称霸奠定了物质基础，以后各诸侯国纷纷仿效，作为朝廷的一种聚财方式。随后，历朝历代，或行或废，不一而足。唐初开放盐禁，允许私人自由经营，不实行专卖，亦不征收专税。产盐不交山泽税，只是在卖盐时交点“市税”。结果是商人从中发了大财，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唐玄宗时，有人提出，从大商人手里收回盐利，以充实国库，但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坚决反对。安史之乱爆发，为抗击叛军筹备军饷，玄宗又被迫实行食盐专卖，产盐全部由盐官低价强行收购，再由官加价出售，此时的盐价是乱前的!" 倍。盐官派豪吏收盐利，骚州扰县，食盐由官自卖，给百姓带来诸多不便，盐一时卖不掉，硬性摊派强卖，农民买不到盐只好长久淡食。食盐由官运官销，官僚机构效率低、费用大，经营管理不善，贪污中饱严重，农村供应渠道不畅。结果既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又害及百姓，这就是刘晏之前唐盐政大体状况。管仲而后，刘晏之前，中国古代盐政基本如此，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刘晏理财是在摸一年间，在此之前，唐王朝也有人对盐法作过个别修补和小的改革，但收效甚微。刘晏的改革同前人不同之处，就是在制度上对食盐的专卖有所创新，变直接专卖为间接专卖———就场专卖制。他深知官运官销是历代盐政的弊端所在，因而果断放弃，代之以就场专卖制。在封建社会这的确是一项有胆识的创举。

刘晏改革盐政的内容大体有以下几点：

1）官收盐户所产之盐，就地卖给盐商。盐户的盐只能由盐官收购卖给盐商，盐户不得私自将盐卖给商人。食盐的流通税包括在盐价之中，即寓税于价。商人就场缴纳盐款后，就“纵其所之”，在刘晏管辖地区内，任其运销，这是民产、官收、商运、商销的新形式。国家只须掌握批发源头，其余的小批发和零售便放给商人去做了。

2）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诸侯经济。“诸道加榷盐钱，商人舟所过有税（《新唐书·食货志》）”。 刘晏改革以后，食盐只在产地向国家交统一的“产税”，价格本身包含着税收，而不再交纳运输过程中各地乱加的“过税”。为此刘晏特地请代宗下令禁止地方官吏和军队对过境食盐层层收税。这样就解除商人贩运公盐过程的额外负担，自然而然降低了运输成本。

3）允许商人纳绢代钱，用以购盐，纳绢比一般交钱多购("*，以招徕商人，鼓励纳绢。这样既推销了食盐，又取得了军需物资，省去了中间环节的麻烦。

4）在偏僻山区设“常平盐”。结果是“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为克服商运官销的不足，补之以必要的官运官销。刘晏对盐政改革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对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案。

5）在主要产地设盐仓。当时吴、越、扬、楚设盐仓达数千个，形成一个庞大的官营商业网。这个网络主要由盐仓、盐监和盐场组成，调节全国的供销。

刘晏通过在上述四大州交通要道多设盐仓，广为储备，这些盐仓一般情况存盐，以备不时之需。遇到哪里市场食盐脱销，便就近将盐仓的官盐调运到那里供应，使无缺盐之虞。有了分布如此广泛、存量如此之多的仓盐作底本，放开让商人运销，也不用耽心他们哄抬价格，扰乱市场。储备盐同常平盐一样，是对就场专卖下商运商销的一个补充，起着官营盐业应有的作用。

6）缉私。巡院负责缉私，在海盐销区的交通要道“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扬州、陈许、汴州 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这样盐监控制生产，巡院从流通源头进行缉私，两者相互配合，贩私盐之风无从刮起。

除此之外，刘晏还深入生产，对盐户加强技术指导，这在封建社会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先例。唐代食盐的就场专卖制是从刘晏开始的。他改革的精神是：一方面使国家控制了货源，掌握了批发环节，又管理了零售市场，富商大贾只能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从事正常的商品流转，不大可能兴风作浪，牟取暴利；另一方面，政府便可大大节省官运官卖多设机构人员所花的开支，充分利用商人，尤其是中小商贩的销售能力，把食盐深入销售到农村去，从而大大改观了官卖时供应难且多扰民的状况。这是在官营商业领导下（官收盐粜商），对大商人的限制同利用中小商人相结合。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是：国家收入增长，盐业生产发展，市场盐价稳定，商人活动方便，走私活动平息，人民生活改善。史书所评“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应当是可信的。

盐政收入成了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刘晏主持盐政前，在主持盐政当年“所入逾十倍，而人无厌者”。 刘晏的盐法是一种专卖制，是就场专卖，不是征税制，就场专卖和就场征税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官收商运，食盐专卖；后者是官不收盐，单纯征税，不属于专卖之列。刘晏对商人就场付款购盐后，“纵其所之”，不问其去向，但这还是一种专卖，而非自由贸易，不能以此与就场征税相混。就场征税原是一种自由贸易制，只在产地设官监督，按产额收取盐税，余皆不问，虽很简便，但弊端颇多；场地广泛，生产分散，收税困难，漫无稽查，结果是国家的税收寥寥无几，肥了贪官和豪商；商人好利，又往往抬价掺杂，趋易避难，致使人民只能吃高价盐，穷山僻壤常吃不到盐。而少数富商大贾垄断操纵，妨碍了一般商人所进行的正常自由流通活动。刘晏的就场专卖避免了就场征税的这些缺点，也就是就场专卖中最好的作法。

3．刘晏在财政上的措施

刘晏理财的措施, 主要一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潜转制度的改革。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 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政权, 机构庞大, 首都一带, 尤其是贵族、官僚、军队及统治阶级寄生奴隶们糜集之地, 所需粮食, 远非近缺农村所能供应, 必须每年从外地调运进大量粮食。水运日槽, 陆运曰转。

潜转成为历代封建政权的一项大政。唐代建都长安, 每年潜转粮食的数量, 随着官僚军阀机器的扩大而逐渐增加。

唐太宗时期, 每年嘈转粮食不过二十万石, 至唐玄宗时已渐增至一百万石。刘晏负责理财工作的江淮地

区, 是潜转粮食的主要来源地之一。由江淮至长安, 路途遥远, 水运要先后驶经运河、淮河、汁河、黄河及渭河五条河流。五河水情不同, 涨落时间不一致, 粮船由一河进入另一河, 需要等很长时间。过去采用直运的办法, 南船直驶东都洛阳, 约需八、九月时间, 损耗率超过百分之二十, 运费甚至多于粮食木身的价格。由洛阳至陕县, 黄河有三百里险道, 尤其是三门峡一带, 时常翻船。如在这一线改为陆运, 需征调成千上万的民快, 征用数千头大牲畜, 费用尤为高昂。过去的嘈运办法是由官府派富户督运, 督运人称为“船头” ; 运送工作所用的劳动力, 则征调沿途人民服摇役, 对人民扰害很大。安史乱后, 豫西一带人烟烯少, 无法征调摇役, 加上沿途驻军骄横跋启, 动辄截留潜粮, 更增加了嘈运困难。长安的粮食供应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甚至连皇帝的御厨都缺乏足够的储备。刘晏接任后, 亲自跋山涉水, 勘察河道, 在充分弄清情况的基础上, 疏通河道, 并对潜运办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1) 在运送制度方面, 废除船头督运办法, 改为官运, 由官府出优厚造价, 建造坚固船只, 派军官督运, 在劳动力方面, 则将征调摇役的办法改为出钱雇工, 并优给工资。

(2 )在运道方面, 改直运为分段接运: 南船不入汁水, 汁船不人黄河, 河船不人渭水。

各交接地点修建粮仓, 粮食运到, 卸船收仓, 原船即回, 等上游河道适于行船时再装船运走。

(3 )废除三门峡一段运价高昂的陆运, 改为水运。由于船造得坚固, 刘晏又派人用优质材料制造很坚韧的纤索, 因而基本上克服了翻船的危险。

这些改革保证了潜运的顺利进行, 每年运达长安的粮食不少于四十万石, 多时至一百一十万石, 无沉船损失, 运输时间大为缩短, 运费也大大降低, “自是关中虽水旱, 物不翔贵。”

第二, 对盐政的改革。

唐政权在安史之乱后因财政困难而实行榷盐(盐的国家专卖) 。榷盐开始于公元7 58年,至刘晏接任为时不过二年, 因制度不良, 弊端已很严重。

最初的榷监办法是: 在各产区设“盐院 , 负责管理盐务; 盐的生产由“亭户”即专业盐民进行, 亭户生产的盐全部卖给盐官, 由官府运往各销区, 卖给消费者。

为了利用盐专卖增加财政收人, 唐政权把盐价由每斗十钱一下子提高到一百一十钱。

由于封建机构效率低, 费用大, 贪污中饱严重, 增加盐价并不能增加很多收人; 而且, 盐价增加过多, 百姓买不起, 迫使许多百姓“淡食” , 也减少了食盐的销路。盐官见食监积压不售有的就采取摊派的办法, 迫使百姓认购, 给广大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刘晏接任后对榷盐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主要措施为:

(1 ) 大力裁减官盐机构和人员

刘晏认为盐政办理不善, 盐官盐吏太多是一个重要因素。他只在主要产区设十个盐监和四盐场, 非主要产区及销区均不设盐官盐吏。盐监负责管理食盐的生产和收购, 盐场则是官府收购、储存和转售食盐的栈场。

(2 ) 以商人的自由运销代替官运官销

亭户生产的盐, 均由国家统购, 储于盐场, 商人向盐场买盐, 国家从购销价格的差额获得财政收入。商人购盐后,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运往任何地区销售。

(3 ) 取缔各地方政权和军队对食盐征收过境税的行为当时的地方官吏和军队, 对过境食盐层层征税, 给运销食盐的商人造成了极大困难。刘晏请求唐政权取缔了这类过境税, 以利于食盐的流通。__

( 4) 在边远地区实行常平盐制

刘晏考虑到, 在一些不产食盐的边远地区, 经营食盐的商人因运费高而不愿去; 即使有少数人肯去, 也会因竞争者少而发生高抬盐价的情况。

于是, 他仿照常平粮仓的制度, 创立常平盐制, 由官府运一部分食盐到边远地区存储, 在食盐供应紧张盐价高昂时以平价出告。

这样, 既解决了边民食盐的困难, 又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做到了“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¹

刘晏对盐政的改革, 节省了国家经费, 汰除了贪污中饱, 利用商人追逐利润的活动,把食盐广泛运销到各个地区, 靠商人之间的竞争保持各销区的供求平衡, 防止盐价高涨,也消除了食盐走私的现象。这使食盐的

销售量大为增加, 人民能以较合理的较稳定的价格买到食盐, 国家也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在刘晏刚接办盐政时, 唐政权从江淮地区的食盐专卖所取得的财政收人每年不过四卜万络, 到他主持盐政的后期, 则增至六百万婚, 约占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第三, 常平和救灾工作

扣国封建时代有“常平仓”制度。各地区设常平仓, 丰年以稳定的价格收购粮食, 储于仓中, 以防止粮价过低造成“谷贱伤农”, 荒年缺粮, 则把储存的粮食取出, 按稳定的价格出售, 以防上商人乘机高抬粮价, 造成“谷贵伤民”。

常平仓制度是由西汉宣帝时的大臣耿寿昌创立的, 后代各封建王朝也多仿行。

唐朝也实行常平仓制度。贞观、开元等唐朝国势隆盛的时期, 常平仓制度也办理得较好。

安史乱后, 常乎制废坏, 原来常平仓中存储的粮食, 也多被挪用。

刘晏在救灾工作方而, 一首先着手恢复常平仓, 各州常平仓储粮数经常保持三百万解。

刘晏在救灾问题上的一贯思想是不赞成发放救济粮, 而主张扶助受灾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 搞生产自救, 而财政政策则是他用以组织生产救灾的一个重要工具。刘晏死后, 他的旧部下陈谏, 曾把刘晏的救灾思想概括为这样一句话: “湃治病者不使至危惫, 善救灾者勿使至贩济。”这个概括是十分中肯的。

由于刘晏对经济情况掌握得比较充. 分和及时, 往往能在灾情刚露头时, 就采取减免赋税、发放贷款、平价染粮以及收购某些农副产品之类的措施, 扶助农民生产自救。

刘晏组织生产救灾的一个重要作法是帮助灾区人民发展副业生产。

他认为: 荒年粮食虽歉收, 农村还有其他一些农副产品, 因而就在荒年经常采用以粮易货的办法, 动用国家所储备的一部分粮食, 以对农民有利的价格同农民交换其他农副产品, 供官府自用, 或运往丰收地区去售卖。用这种办法, 既可扶助灾区人民度荒, 又不至增加国家的开支。

刘晏还注意在救灾工作中发挥商人的作用。

他考虑到常平仓多设在城市, 农民进城买粮, 费用大, 又耽误很多生产时间, 僻远乡村困难很大。于是, 他就在城市中实行以粮食同商人交换农副产品的办法, 给商人以优厚的利益, 鼓励商人下乡购货巢粮, 结果, 国家的常平粮就可“不待令驱”而通过商人“散人村阎”, 不但解决了农民买粮的困难, 而且使“二害”变成了“二胜” , 把因灾荒而衰敝萧条的农村经济搞得颇为活跃。

第四, 调节主要商品的供求和价格

刘晏还把常平制的原则应于粮食以外的其他主要商品, 采取各种措施调节供求和物价,以保持各地的商品供求平衡和物价的稳定。他在各主要城市设巡院, 负责管理粮食和其他商品的市场。各巡院的知院官, 必须把当地农业生产、粮食收购、粮价变动和其他主要商品的行情等, 按旬、按月及时上报。

为了保证这些材料能够快速传递, 刘晏又整顿改革当时的通讯机构—骚站, 把以前派富户负责骚站( 称为“捉骚” ) 的办法, 改为官办, 并用很高的待遇招募善于骑快马奔驰的“急足”。尽管当时的交通工具和技术很落后, 靠着这一套办法, 几千里外的情况不出几夭就能上报给刘晏。这样, 刘晏事实上就在自己主管理财工作的地区内组成了一个严密的经济情报网, 它能够及时地向刘晏提供充分可靠的统计材料, 使他据以进行决策, 按照各地“货殖低昂及它利害” , “权万货之重轻” , 指挥各地巡院吞吐物资, 调节供求, “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

第五, 干部制度方面的改革

刘晏对理财工作的千部, 制定了一套选拔和管理的办法, 其主要特点是选拔有朝气, 有能力的“新进锐敏”的士人来代替腐败的官吏。

他认为: 长期在封建衙门中任职的官吏, 已经习惯于拖沓、敷衍、推读以至勾结、请托和其他营私舞弊活动, 不能依靠和信任他们来管理财政经济工作。士人有一定学识, 又爱惜自己的名节, 较能廉洁奉公。因此, 他在自己主管的各级财政、经济机构中, 凡检核、出纳等管钱、管物、管帐等方面的工作, 一律委任士人, 原来的官吏, 则只能“奉行文书” , 千些一般性的事务工作。同时, 刘晏对干部还有一套有效的考核监

督办法, 使他的部下虽“居数千里外, 奉教令如在目前。”不敢欺瞒或玩忽职守。

由于理财工作被人们看做“肥缺” , 许多有权势的人物都纷纷向刘晏荐举私人。在当时腐败的官场习气下, 刘晏也不敢拒绝。但他对这些靠权势、关系进来的人, 只给予丰厚的待遇把他们养起来, 绝对不让他们插手实际工作, 不给他们以营私舞弊的机会, 严防他们进来败坏刘晏的精干有效的理财工作机构和理财干部队伍。

刘晏这一套选拔和管理干部的办法, 保证了他当时改进理财工作的需要, 还为以后几十年的理财工作培养了一批骨干。

在他以后负责理财工作的韩洞元诱、裴腆、包洁、卢贞、李衡等 , 都是刘晏培养出来的干材。

刘晏还进行过其他某些方面的改革, 如改定纳税户等, 减轻工商业者的纳税负担等。

4．刘晏的经济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1）在租税原则上提出一个鲜明的主张，即“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刘晏的经济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民之所急莫过于日常生活必需而又不容易找到替代的物品，盐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人人都需要，由于其供求弹性较小，无论盐价高低，均可卖出，所以适当加价，不会引起销售量的急剧变化，对这种商品征税可以获得较稳定的收入。因此刘晏理财的重点之一就放在盐政的改革与整顿上，他的“因民所急而税之”的思想为选择专卖商品确定了一个重要原则。管仲、桑弘羊等人虽也曾实施过这种做法，然而第一个明确地提出这个原则的却是刘晏。这一原则也成为后世选择专卖品的一项理论依据。“因民所急而税之”并不是任意加价加税，而只是通过人们生活必需品的买卖，不分贫富，使人人普遍地负担一笔隐蔽税，转嫁对象是全体国民，较之租庸调制，税基更广。这种使“人不怨”、“人不苦”、“人不乏”的理财思想和方法，较之单纯的以强制性的增税形式来加重农民负担的方式，确实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2）既重视举办官营商业，又注意借助私营商业的力量。并且很善于组织重要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具有较浓厚的重商思想刘晏的经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市场经济的色彩。他继承和汲取了管仲、桑弘羊的思想精华，不赞成直接加重人民负担的强制性益赋增税方式，而是提倡把商业经营作为主要经济手段，来取得国家财政收入，以充实国家财政。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非常重视商业，创立食盐就场专卖制，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官收盐、常平盐以及常平、平准、均输等使官营商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同时，商运商销的体制也使私营商业得到了发展。桑弘羊的重商是重官商而抑私商，对商业的管制和干涉较多。刘晏对商业的管制却相对放松了一些，他在重视举办官营商业的同时，又注意了适当利用私营商业的销售能力。这样做，不仅疏通了流通渠道，而且还极大地节约官府自己广设机构的费用开支，减少官僚机构经营商业时效率低、浪费大、贪污多和扰民严重等问题。刘晏并不单纯地主张“抑商”，一概排斥私商，他很注意发挥正当的私营商人的积极性，事实上，他是在把私营商业作为对官营商业的一种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把国家的经济活动同商人的私人经营活动结合起来。但是刘晏对于那些在粮食市场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奸商以及那些垄断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惯于兴风作浪的大盐商却是严厉打击，毫不留情的。

刘晏的这一经济思想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不同的条件，实施不同的政策，改革家的作用也就表现在这里。

刘晏不主张单纯强调由国家来全面干预经济，而主张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商业贸易的自由，不把商业完全管死，不搞单一的流通渠道，即官营，而是通过官营与私营两条渠道来搞活流通领域。

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有了今天我们熟知的市场经济的意味，较其前辈具有创新的意义。

3）重视发展货币经济，在封建政府举办的各项事业中，广泛采用以货币付酬的雇工制，用以代替无偿的强迫劳役制。刘晏强调发展货币经济，他重视商品货币关系的观点，在唐代的确是开风气之先的一种经济思想，已大大超越了一般理财者的思想水平。唐代中叶，货币经济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刘晏敏锐地注意到了货币经济的作用，他坚持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力主稳定币值、稳定物价，既

反对通货膨胀，又反对通货的过分紧缩。这些都是有助于促进货币经济健康发展的可贵的经济思想。

由于刘晏重视货币经济，所以他坚信那种体现买卖双方形式平等关系的、以钱付酬的雇佣劳动优于无偿的、超经济强制的封建徭役劳动。正是从这一思想认识出发，他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改革。唐代的官营手工业中本来是以无偿劳役作为主体，刘晏就在官营造船业中全部采用了有偿的雇佣劳动制，官炉铸钱也由过去使用徭役制改为雇佣工匠制。另外，他还在漕运以及驿递中进行了重大改革。所有这些，都是发挥了货币的作用，顺应并促进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也是对封建劳役制的初步否定与变革。

4）强调增加财政收入的根本前提在于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的生活，而反对单纯增加税赋的方式刘晏的经济思想强调“爱民为先”，他在各个方面贯彻着他发展生产的理财思想。他强调所谓“养民”、“爱人”，就是要休养生息，给人民一个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的环境，让农家能男耕女织、安居乐业。这是把财政建立在发展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合理的思想，有别于单纯的财政观点。

他认为：要从农村增加税收，不能靠加重每一家农户的负担，而是要靠增加农村户口，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而取得。他推行“常平法”，建立“常平仓”来调节供需平衡，调济民食，稳定粮价，既防止谷贱伤农，又防止谷贵伤民，这正是从“民以食为天”这个首要问题上，通过合理的方式，来安定农民生活，保护农业生产，培养税源的一种养民思想与措施。

刘晏强调培养税源应以爱民为先。刘晏认为人口越多，国家的赋税收入就会增多，所以他掌管财政，以爱民为先。不仅详细掌握各地物价，而且对各地的灾变情况也密切注意。各个地方在预知歉收征兆时，就必须事先告知转运使司，说明何时需免除哪些租税，何时应发给何种补助。不等民众困乏、流离、逃亡、饿死，就事前加以赈救，可谓“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矣”。

5）重视如何从物质利益上来提高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以此来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和质量“予民以利，上下同之”，前辈管仲早就具有了这种利民思想，刘晏在实践中合理地加以具体应用，而且能提到理论高度来总结，认为这样做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照顾人们的物质利益，引入激励机制，调动和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可以提高国家、地方及个人经济活动的效率和质量。“凡事必为永久之虑”，这是他的经济思想的过人之处。

从以上刘晏的经济思想及财政改革措施来看，作为唐朝的杰出理财家，他的名字却不随政权的更迭而泯灭。在以后很长的时间，刘晏一直为历史学家和理财者所推崇，以至奉为理财的典范。刘晏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高的评价，产生这样大的影响，确实是因为他的理财有独到之处，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地位，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值得我们很好纪念的一位历史人物。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人为本”，“爱民为先”的执政为民思想，以及解决“三农”问题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达到整个社会协调发展，刘晏的经济思想及经济改革措施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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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话资治通鉴》卷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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