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就是：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处于社会分层的顶端，占绝大多数的工农阶级处于社会分层的底层，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对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状况的形成原因，有许多学者进行了富有成果的研究。国外的学者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是市场转型力量导致新的社会分层。倪志伟在《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由再分配到市场》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中经历着由再分配向市场分配转型的部门中，直接生产者的权力相对再分配者而言有所加强。”[4]在后来的文章中，倪志伟对他的市场转型理论又进行了局部的修改，认为“分层机制的变化源于以市场制度为中心的收益和利润机会的扩展”。也有学者认为，再分配权力的概念不应从分层研究中摒弃，尽管权力运行的机制发生了变化。这方面，有边燕杰、罗根的权力维续论，有白威廉和麦谊生的政治市场观点[4]。国内学者对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的形成原因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认为，一定的社会分层是嵌入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之中，而社会经济形态的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极大地构造了社会分层。对特定的中国而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制度安排下，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决定着人们的收入分配，此三个维度的特权构成了人们在收入方面的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5]。

二、我国当前的社会流动特征

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极大地改变了我国以往的社会流动模式。个人的能力结构逐渐成为影响社会流动的关键因素，后致性因素起着更强的社会流动的作用，社会结构趋向开放。概言之，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有以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