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成功上岸。。。给大家留个纪念。。。可直接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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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成功上岸。。。给大家留个纪念。。。可直接打印。。。。

多。从全国性杂志到地方性杂志，从1992年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打工青年自办的《加班报》，到后来带动整个珠三角地区打工文学创作的《大鹏湾》杂志，许多报刊见证了打工作家在这片丰厚土地上的大量诞生和快速成长。他们形成了一个打工文学群落，掀起了一股打工文学的热潮。2011年10月30日，广东省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在广州成立，首批入会的产业工人就有近300人。在守望中共同成长

韩三省，本名林军，这位从事过普工、领班、文案等工作的打工作家已有不少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天涯》《长江文艺》等知名刊物上，在林军的身上有一个文化标签--深圳31区走出来的打工作家。

深圳31区，正如北京“798”一样是创造奇迹的艺术殿堂，而且，它专属于打工者。这里孕育的文字充满生活气息，对打工生活的刻画充满张力。从这里，走出了打工文学的一代领军人物：王十月、曾楚桥、卫鸦、徐一行……

“我们住在光线阴暗、一层楼共用一个厕所的出租屋里，房间里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走路、吵闹、刷锅起灶声声入耳。这种租金低廉的‘握手楼’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永生难忘。”林军说。

在林军的“朋友排行榜”上，王十月、曾楚桥排在了数一数二的位置，他们因文学追求而结识，最后成了守望相助的兄弟。林军说，31区的打工作家们经常约好一起跑步，然后切磋作品。

“大家就围坐在公园里，把每个人的写作成果拿出来‘晒一晒’，集思广益。大到作品的框架、情节的构思、人物的关系，小至悬疑的设置、叙事的技巧、词句的提炼，相互启发，共同提高。”林军说。

用一位打工作家的话说，打工作家可能没有专业作家那么好的文学素养，但在对待文学的热情上，他们不输给任何人。共同的爱好、相似的生活经历、每个人都需要不断磨炼提高的文学技能，这些都让他们很容易走到一起，共同成长。这对于提高打工文学的艺术水准有很重要的作用。

中国最早面向打工者的期刊《打工族》的编辑孙春云说，他南下打工20多年来，走了好几个地方，换了10多种工作，但与一些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中有现在仍在建筑工地做泥水工的王学恒，有一直种菜的容活朝，也有仍然在生产一线打工的付荣粮，这些朋友20多年来一直坚持着文学梦想，彼此鼓励、彼此分享，让打工作家异乡奋斗的路不再孤独。

“我们这个群落就像是一个打工大学，车工、电工、水泥工、五金工、仓管工什么都有，大家在彼此的社会经验中汲取知识，分享文学素材，提高写作水平，获得信息及资源的支持。与真正的作家相比，我们不是一个人在埋头写作，而是一群人在集体创作。”孙春云说。用勤奋与坚持追求梦想

孙春云回忆，自己在陶瓷厂打工的时候，工友们对他很不理解，三班倒的工作累得人只想倒头就睡，可他即使是凌晨三点钟下班，也仍然坚持读书和写作；舍不得给自己难见油星的饭菜加料，却用“克扣”出来的伙食费买书看。

“那时候我们一个宿舍住了四五十个人，人声嘈杂，打扑克的、聊天的、唱歌的什么都有，我从厂里捡了块地板砖搭在上铺两张铁架床中间充当桌子，躲在蚊帐里写自己的打工感想。夏天闷热蚊虫多，灯光昏暗，但所有的艰苦都挡不住笔下纵横捭阖的享受。”孙春云说。

勤奋与坚持让珠三角的打工作家们收获颇丰。他们每年在《人民文学》《十月》《青年文学》《中华文学选刊》等一大批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数百上千件，一批作品获得了《人民文学》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等重要奖项。其中，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获得2010年度的鲁迅文学奖；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获得《人民文学》非虚构类文学奖。

孙春云认为，如今的打工文学已经不再仅仅是打工生活苦闷、孤寂、困惑等情绪的宣泄。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沉淀，打工文学正在从打工者群体单纯的“不平则鸣”向真正的文学艺术转变，体现了打工者对当代社会的深刻反思、对人性真善美的热情讴歌，得到社会和文学界的好评。用文学给梦想安家的打工作家们，还希望能担负起繁荣打工文学的使命。曾楚桥、林军等6名打工者通过重重考核成为省级打工文学刊物《黄金时代》的编辑，这本由青年产业工人作家“自己编、自己写、自己发行”的综合类刊物，希望为广大的打工者搭建一个倾诉、学习的平台，丰富打工者的精神文化生活。然而打工文学创作是一条艰苦的路，能坚持下来并不容易。张喜洋说，20多年来，自己身边有很多人因生活所迫停止了文学寻梦之路。现在纯文学刊物越来越少关注打工作品，许多产业工人的心血之作石沉大海，这种挫折也让很多打工者放弃了对梦想的坚持。

两亿人共筑精神家园

在北京郊区一个叫皮村的地方，几个爱好文艺的打工者出于自娱自乐的初衷，组建了一个打工艺术团，后来扩展为“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工友之家）。目前，北京工友之家已拥有打工文化博物馆、剧场、电影院、艺术团、同心实验学校、同心互惠商店等机构。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工友们创作诗歌、编排话剧、拍摄纪录片，吸引了周边越来越多的打工者。

“和城里人一样，我们外来务工人员也有精神文化上的需求。城市的主流文化很好，但有的我们欣赏不了，有的没条件欣赏。而发展打工文化，则让打工者在精神上有了更可靠的依托。”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说，打工者已经超过两亿人，可以共同努力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为打工者说出甜酸苦辣

1992年，重庆万州区武陵镇朝阳村的何真宗高中毕业后去沿海地区闯荡。“爱好文学，想上大学，但父亲重病需要钱医治”，何真宗说。他最终在东莞的一家塑料厂找到了工作。这家厂位置偏远，工作辛苦，生活也十分枯燥，“惟一的娱乐就是花两块钱看录像”。

这样的处境，让心气很高的何真宗感觉很失落。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打工生活中也有很多乐趣，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经历、工友们的经历、工厂里每天都在发生的故事，让他那颗爱好文学的心重新萌动，灵感悄悄降临。从1993年开始，何真宗每晚都伏在铁架床上创作诗歌。“这可是我的打工亲兄弟呀/抛家舍亲风餐露宿/抽劣质香烟/病了喝一碗姜汤/背着铺盖卷四海为家/向一切需要力量的地方涌动的兄弟/汗水却相当廉价/梦却又十分沉重……”2005年，他凭借这首《纪念碑》获得首届务工青年鲲鹏文学奖诗歌类惟一的一等奖。

“我和工友们的经历、感受是打工者群体生活的缩影，我有一种想要说出来的冲动，我不得不写，这是非记录不可的打工者的眼泪和欢笑，是非讲述不可的大时代中底层人物的故事，是非表达不可的真实的声音。”何真宗说。

打工作家王十月也表示，刚开始时，他写作只是出于一己倾诉的需要，但后来逐渐转变为一种自觉的使命感。“全国的打工者有两亿人，是一个庞大而独特的群体。我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全变了。我们开了眼界，感受到更多的现代气息，但同时心底也有抹不去的乡愁、对城市生活不适应所带来的窘迫以及打工生活中的甜酸苦辣。如果不去记录，这些丰富的感受可能就会湮灭了。作为一名能拿起笔写点什么的打工者，我有这个责任。”

这种使命感和文化自觉，深深烙印在许多打工文化作品上，它们以一种毫不矫饰的现实主义，为打工者造像，为时代立传。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进行的“我眼中的打工文化”调查也显示，在被问到“您对打工文化的印象是什么”这一问题时，685名（数据截至12月3日）被调查者中，选择“能看到草根阶层梦想与现实的撞击”的有528人，选择“真实反映了底层生活”的有500人，排在了5个选项的前两位。

中山大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认为，打工文化的创作主体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在许多人的印象里，这一代人好像都在过着喝咖啡、逛商场、消费世界名牌的生活，但是，打工文化创作者却让人们知道，这一代人的生活，除了恋爱和游历之外，也还有工厂、流水线；他们的青春记忆，除了爱情、电子游戏、小资情调之外，也还有辛劳的汗水、拖欠工资和工伤事故，他们拒绝被单一地审视。为打工群体寻找价值认同

在建筑工地演出，孙恒的歌曲很受欢迎。“唱歌时，工友们的眼睛都紧紧地盯着我，充满了理解和热情。给他们唱歌，就好像在跟我的兄弟姐妹聊天，就好像在进行心灵对话，彼此有一种默契。”孙恒唱到嗓子嘶哑，工友们则始终兴致不减。孙恒唱的歌是《天下打工是一家》，是《打工、打工最光荣》。“高楼大厦是我建，光明大道是我建，脏苦累活是我们来干，堂堂正正做人，凭力气来吃饭，打工、打工最光荣。”歌曲中这些与打工者实际生活无比贴近的质朴歌词，对打工者境况无比理解的情感，无疑会深深地打动他们。“工友文化需要我们自己来创造。”孙恒认为，工友们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很容易感到孤独、自卑，当下的文化市场中，适合农民工的文化并不多，符合他们生活经历的内容就更少。打工文化作品关注他们、理解他们，可以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鼓舞他们，让他们认同自身，认同打工群体。北京工友之家创办了“打工文化博物馆”，馆里摆放着打工票据、暂住证、工资欠条等展品，多数都是工人捐赠的和打工生活有关的物件。在博物馆的正面墙壁上有这样的标语：“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建博物馆有两个目的，一是记录当代打工人群文化历史的变迁，二是通过我们的展览，让全社会都能看到工友付出的努力，这也是对劳动的一种尊重。”孙恒说。

中国社科院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卜卫认为，从博物馆到新工人剧场，从记录打工历史到创造自己表达的舞台，打工者正在发展自己的文化，建立文化自信和新工人的文化主体性。打工文化所倡导的核心价值可以归结为四个字“劳动光荣”。这种尊重劳动的价值观贴近底层民众，同时也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为打工群体融入城市提供媒介

11月25日晚，孙恒率领的新工人艺术团十周年庆全国公益巡演在北京语言大学“为劳动者歌唱”。10年来，孙恒带着他的艺术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不仅是建筑工地、工厂等打工者聚集地，社区、高校也是他们去得比较多的地方。在城市里随时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扯上艺术团的横幅，一场演出就开始了。

“实际上，我们的节目很粗糙、简单，但观众喜欢这样的打工文化，喜欢了解我们打工者的所思所想，我们就越演越起劲。”孙恒说，艺术团的成员不少是在演出现场发现的，所以人员流动很大，人不停地来，又不停地走。但他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些人学会了他们的歌，可以带到别处去。孙恒经常说的带有调侃意味的话：“欢迎盗版打工歌曲”“欢迎拍照，发到网上”，其实表明了同样的心思，那就是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多多了解打工文化、打工阶层。

北京工友之家干事许国健则认为，相对于歌曲而言，话剧可以表达更多的内容，为此他编排了《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城市的村庄》两个戏，已经演出了40场，所有演员都是北京工友之家的同事，共13个人，而且这些人都有多年的打工经历，演起来非常真实。2009年，《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参加了北京青年戏剧节演出；2010年，《城市的村庄》参加了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演出。

“推出这样的演出就是为了让打工群体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让城市市民更了解、更关注打工群体，使他们能更好地融入城市。”许国健在戏剧《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里写到：我们的文化，来自我们漂泊的生活，来自我们的血和汗！它带给我们直面现实寻找希望的力量！“打工者的文化和价值观，也有打动人心的力量。通过戏剧把这些表达出来，才能让社会更了解，才能在打工者和市民间形成更深入的交流和对话。”他说。

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进行的“我眼中的打工文化”调查显示，对于“您认为哪些做法可以促进打工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融合”这一问题，参与调查的受访者（共计685人）中，认为“对打工群体的文化作品多做宣传，让市民有更多的了解”（457人）以及“开办打工者群体和其他市民共同参与的主题文化沙龙”（373人）两种做法最有效。

中央党校副教授刘忱认为，多年来，外来务工者往往只是作为纯粹的劳动力或部分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被城市接纳，并未真正融入城市。要使这些务工者真正融入城市，除了必要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外，务工者精神层次的觉醒和成熟是关键。“打工者融入城市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文化的交流、彼此情感的认同，在现阶段显得愈发重要。”刘忱说。为文化创作带来一股新风

在南京市江宁区上坊陈陵路炒货店里，47岁的打工者马浩每天认真地炒着瓜子。买卖间歇，他总在看书，灵感来了，就随手在纸片上写下来。

“城乡之间，说起来路并不遥远，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更使城乡相邻。可是心与心的距离却隔河相望，犹如缭绕的乡音，难辨津渡。农民工在城里，首先是农民，而农民总让人想到，土气、愚昧、无知……让人小视，这一点毋庸置疑。”马浩在其作品《路过城市的候鸟》中这样写道。

“我一直觉得，文学应该直面时代最主要的真实。”马浩表示，打工群体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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