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遗传育种

中国畜牧兽医　2007年第34卷第4期

遗传繁育 65

于发病进程中不同病理阶段的基因表达调控网络是

前后联系的,前一阶段基因表达激发后一阶段的基因表达调控,如果切断两个病理阶段基因表达调控网络中间起激发作用的基因,发病进程就可能被终止或改向进入相对轻微的病理状态。因此,在病理进程未到真正发病或在机体可自身修复的早期阶段找到起激发作用的基因,就可能以此线索挖掘出具有巨大育种价值的关键基因,这为我们利用基因打靶技术创造具有特异性抗病力的新种质提供了新思路,甚至为阐明宿主可正常吸附病原颗粒但病原不能在宿主体内正常增殖、以及病原可在体内正常增殖(即宿主带菌或带毒)但不使宿主发病的分子机制提供了线索。近几年PubMed中正在积累越来越多的疾病基因表达(谱)方面的研究,如赵书红等(2005)用寡核苷酸芯片对正常猪与沙门氏菌感染猪的基因表达谱进行了研究,分离、验证、定位了多个功能基因,标记;Sironen等(2006)发现等因的表达谱,28(IL28)可能是一个候选抗性基因;Suradhat等(2003)发现猪感染PRRSV后外周血单核细胞、白细胞等免疫细胞的细胞间素210(IL210)呈上调表达;国内也报道了仔猪腹泻抗性相关特异表达ESTs的筛选工作(亓小红等,2004);以及有报道表明当猪感染沙门氏菌时,体内的抗菌肽cathelicidin的表达量会比平时增加3倍等。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病(抗)原诱导的宿主基因表达谱已是抗病育种和疫苗学研究的热点,但甚为遗憾的是,国内这方面研究还不多。要提升我国抗病育种和疫苗学的研究水平,必须尽快加强这方面的研究。2　对抗病育种认识误区的纠正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有学者就开始对猪、鸡或其它畜禽的抗病育种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已经发现遗传差异可导致宿主对病原的敏感性差异。但在随后的一段时期内,随着免疫学和生物制品学的发展,大部分传染病都通过免疫策略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使抗病育种受到一定的冷落(唐国庆等,2002)。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动物福利和绿色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世界发达国家开始高度重视符合“5R”原则(reduce、reuse、recycle、rescue、re2evaluate)的健康养殖业生产。同时,药物和疫苗在疾病控制中所带

来的诸如耐药性产生和有害残留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这种情形下,特别是随着现代分子育种技术的快速发展,畜禽抗病育种又被重新推到公众的面前。但是,目前人们对抗病育种还存在几点认识误区,有必要予以纠正和澄清。2.1　对抗病育种研究的价值重视不够甚至不认同　有人认为,既然是抗病育种,那么育成的新品种(系)就不会再得病,或者至少对某个特定疾病有100%抵抗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抗病育种就没有任何意义。上述观点实质上只承认特异性抗病力的育种价值,显然没有充分认识到非特异性免疫力(抗病力或抵抗力)的育种意义。我们知道,家畜的抗病。事实上,、或通过可、以及可在体(毒)但不发病这几种机制而产生天然抗性。对特异性抗病力进行选育的困难主要表现在:①如果不用人工进行基因的定点突变,自然界基因的自发突变频率极低,没有可利用的基因突变即使强度选择也没有明显效果,同时对某种病原抗性进行选择还可能导致对其他病原的易感性增加;②抗病性或易感性测定指标的成本极其高昂,对特定病原抗性的选择直接对生产造成的损失巨大;③对特定病原的抗性进行选择的同时实际上也在对病原本身生存力作同步正向选择,两者的相对选择进展可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从而影响最终选择效果(Gandon等,2001)。同时,目前猪病发生呈现出非典型化趋势,混合感染和继发感染导致的多重感染使疾病流行谱越来越复杂。所以,很难通过常规育种途径使猪群获得对特定病原的绝对抗性。相反,对非特异性抗病力的选择难度则相对小得多。虽然非特异性抗病力或免疫力的提高不能完全抵抗特定病原的感染,但可以提高猪群抗感染的阈值。抗感染阈值越高,发病率就越低,抗感染阈值的高低决定了猪群的发病率。同时,提高非特异性免疫力还可减少用药量和用药次数,提高疫苗的免疫效果,降低增强免疫次数和剂量,从而减轻猪场的负担。从遗传上提高猪群抗感染阈值和在疫苗中使用免疫增强佐剂具有相同的效果,但研制、开发、生产、使用免疫增强佐剂会增加额外的成本。毫无疑问,培育非特异性抗病力或免疫力高的猪群可以大幅降低疾病控制的成本,非特异性抗病力的育种意义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