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的历史轨迹和理论思考

（《历史地理》18辑）、（《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4期）、唐晓峰《北京历史地图的数字化》辛德勇《19

（《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9期）、世纪后半期以来清代学者编绘历史地图的主要成就》周长山等

《广西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地图再现》（《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3期）、苏智良和吴俊范《景观的历

（《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3期）、“山西历史地图集”史表述与路径》何宗宜等《的设计与计算机制

（《测绘学报》2003年12期）、（《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2009王丹等《历史地图编辑设计探讨》图》

（《中国测绘》2001年1期）、年6期）、刘子刚《二十世纪下半叶历史地图编制出版述略》刘美兰《沧

——谈“上海历史地图集”（《地图》2001年3期）、编制》潘晟《十年来中国历史地图研海桑田现再—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3期）等。究》

应该看到，中国历史地图编绘发展到今天，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为我国传统文化传承和现实经济文化建设资鉴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但是不庸讳言，现在的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也存在

影响了编绘地图集的科学信度和现实使用功效。许多方面的误区，

首先，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编绘历史地图的意义何在，这是我们首先要思考好的。一种观点认为编绘历史地图首先是一项文化工程，可能更多强调历史地图的文化传承，讲求工程的文化性、规模性，注重为政府部门文化建设增加光彩。在这种思维下，往往会产生交差、赶时、贴金的潜意识，进而影响到历史地图绘制的科学信度。一种观点认为编绘历史地图主要是将其看成一种科学工程，更多讲求工程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科学地为后世宏观资鉴、微观资事。现在看，我们急需强调后者的意义，而强调后者的意义更在于历史地图集科学信度的提高。

其次，在编绘历史地图过程中，是绘制技术优先还是基础研究优先的问题。我们知道，编制现

由于各种上图的地图要素存在现实社会之中，集中在政府各部门的文件、统计资料和档案代地图，

之中，资料往往相当完整、系统，也容易获取。有时编绘者借助政府之力，往往下一份张红头文件就马上可将所有上图要素汇集起来。可是历史时期的各种上图要素或分散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之中，或存有大量缺失而样本不够。有些上图要素并不能直接上图，如历代的所谓耕地、人口数并不

这需要历史地理学者做大量的修正、考证工作。历史时期府州县的边界变是实际的耕地和人口数，

化甚大，真正有可参考的古旧地图多仅限于清末时期的地图，故绘制历史时期府州县边界困难更大，特别是存在于历史时期的各种类型的插花地更是需要从大量文献中去查证。所以，历史地图编绘的资料收集、考证定位的基础研究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艰苦工作。但是在前面认识强调编绘

往往忽视历史地图绘制前期基础研究的科学性，看重制图技术历史地图为一种文化工程的背景下，

的先进性，有的省市甚至将历史地图编绘工作完全交给个别主要从事房地产勘测的部门绘制。其

mapgis、mapinfo、arcgis到实，编制历史地图所需要绘图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和普及，从Ezmap、

coreldraw、autocad、Mapdrawer、南方cass，从掌握软件的时间、熟悉行业的程度，都不存在技术瓶颈。如果有技术难度，也完全可以通过简单的商业化来完成。实际上我们师生在编制《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和《重庆历史地图集》中，已经基本掌握了历史地图编绘的基本技术，形成了一个通过mapinfo作基本数据处理后用coreldraw作修改润色的简易方法，一改过去历史地理学者只用硫酸纸手绘草图后专业测绘人员清绘的模式，提高了后期的专业清绘工作的效率。现在我们在地图绘制过程中，切实地感受到真正在编绘中遇到的困难不是制图技术本身，而是基础研究的缺乏。显然，编绘历史地图如果相关基础研究不够，则可能大大影响历史地图的科学信度。

正是目前社会上存在以上认识上的误区，所以，目前已经出版的历史地图集存在许多明显有违科学性的问题。如有的历史地图集居然毫无根据地将隋代以来的各县县界全部绘出，主要是出于

没有变化的记载就等于没有变化，故简单用今认为从隋代到民国的县界并几乎无大的变化的认知，

县界代替历史线界，这是对历史科学的极不负责。实际从我们研究区域历史政区的经验来来看，就是近500多年来中国县级政区界线同样产生过相当大的变化，需要做大量的基础工作才能将明代和清代前期的县界线划出。如明代麻城县一共有仙居、太平、亭川、孝感四个乡里，但明末划合成三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