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发展笔谈第27卷2012年第5期

在大道理上，学界和业界众所周知，作为世界遗产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具有稀缺罕见性、无法替对其进行有代性以及举世公认的价值属性。所以，

利于传承的保护是第一位的，而利用其进行产业化的开发则是第二位的。

但实话实说，当下的我国旅游业，往往比较青睐的是其不可多得的市场价值属性，因此而不遗余力所潜沉的是突出的功利性动机，即申遗的行为背后，

也是聪明地将保护便没有人反对要对其进行保护，

与开发相提并论，然后，在开发时有意无意地忽视和漠视保护，因而使得遗产受到不可逆的破坏。这样的现象理所当然地受到制止，各地的文物保护部门对此所作的努力功不可没。

“发展但鉴于我们正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的指向深入人心，从市场层面上看，文化是硬道理”

“重文崇名”的传统心理也在驱遣着消费势头强劲，

国人将注意的目光转向有着世界级头衔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记忆遗产、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乃至于开发浪潮迭起文化景观遗产。既然有此市场需求，

也变成顺理成章。于是，就有了“在开发中保护”以及“生产性保护”等看起来更富于辩证思维色彩的有了《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提法，

纲要》中的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指向性表述。

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如果我们没有很好认识到世界遗产所具有的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然后，居高临下审视当下对世界遗产的开发利用决策和举措，使其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哪怕是看起来并不直接违背文物保护法的遗产开发方略，也会引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非议。某早已戴上“世界文化遗产”桂冠的古城，旅游开发热火朝天，每天游客盈门数量过万，而原本作为彰显特色民俗文化之重要载体的当地“土著”（即少数民族）却因为某些原因而大量从古城撤离。由于古城的本土文化空心化，因此而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警示。笔者在当地考察，曾经遇到过一位来自法国、如今定居在古城的45岁中年男子，他在15年前到此旅游，为特色民族文化所迷恋，进而爱上一位当地姑娘，结婚之后，生儿育女，其乐融融。在古城摩肩接踵的游人面前，我问他，拿这15年前后作对比，您认为是过去好，还是现在好？他眨了眨“都好”，“不过，15年前更好”……眼睛说，接着说，让这位法国朋友觉得更好的，就是旅游业并不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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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会达的过去时光的古城。“窥一斑而见全豹”犯有片面性，但不妨由此生发开来，从“深刻的片视角下做探索，是否应当在科学的意义上，摸索面”

一套旅游生产的发展路数，不至于因为特色文化在相反，也能游客蜂拥而至的旅游热潮当中过早衰亡，

让属于全人类的世界遗产价值属性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同步可持续发展。

问题是，什么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遗产价值属性呢？究竟怎样对如此价值属性做经得起未来时间检验的当下决策定位呢？

对于前一个问题，要三言两语做出准确回答几乎不太可能，但，有一点也许各位读者不至于反对，那就是，世界遗产决不能简单地被当作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商品，而且是具有某些形而上属性的特其有着与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所指殊旅游产品，

有着与出的高级心理需求相对应的自我实现价值，人类的“终极追求”相适应的“故乡情结”相联系的有着与超越贫困、走向小康进而追求情感抚慰价值，

身心健康、快乐和幸福相吻合的愿景交付价值。

如此价值如何度量？如何把握？如何能将这样的度量和把握具有可行性，能落到实处变得可操作？这又是个问题。

思路决定出路。从思维取向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坚持历史—未来与当下的决策逻辑相统一的技术路线。这便是笔者在拙著《旅游经济文化研。究》一书第七章提出的“羊角模式”

作为“羊头”的当下决策逻辑之构成，必须受制约于两个时间向度（就像羊头上的两只角）。第一只角指的是过去。遗产作为历史存量，从某种意义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此“原真”的价值，在古生物学家、文史学家、考古学家、博物学家、乃至于古玩鉴赏家那里，是有其约定俗成的衡量尺度的。所谓遗产保护，所保护的就是这种不可复制、不可多得的价值。当下的世界遗产的旅游开发，绝对不可设想是建立在对这种价值的破坏之上。完整意义上的遗产保护（比如我国的北京故宫、平遥古城、西安（余兵马俑）固然意义非凡，即便作为“文明的碎片”秋雨语），或作为单件出土文物，有时其价值也不可小觑（比如北京圆明园废墟、上海历史博物馆的镇——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宝剑）。其原因在馆之宝—

其所包蕴的是特定国家、民族和人群的历史文化于，

密码（所谓DND）。当下的开发决策，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实就是利用了如此市场人群对于文物古迹的追恋而促成的文化消费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