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不错，特别是雪的反光。在太阳下是那样霸道，而在月光下却又这般温柔。其实，雪的反光在阴阴天宇下，也满有风趣。特别是新雪的早晨，你一醒来全不知道昨宵降了一夜的雪，只看从纸窗透进满室的虚白，便与平时不同，那白中透出银色的清晖，温润而匀净，使屋子里平添一番恬静的滋味，披衣起床且不看雪，先掏开那尚未睡醒的炉子，那屋里顿然煦暖。然后再从容揭开窗帘一看，满目皓洁，庭前的枝枝都压垂到地角上了，望望天，还是阴阴的，那就准知道这一天你的屋子会比平常更幽静。

④至于拿月光与日光比，我当然更喜欢月光。在月光下，人是那般隐藏，天宇是那般的素净。现实的世界退缩了，想象的世界放大了。我们想象的放大，不也就是我们人格的放大？放大到感染一切时，整个的世界也因而富有情思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比之“晴雪梅花”更为空灵，更为生动；“无情有恨何人见，月亮风清欲堕时”比之“枝头春意”更富深情与幽思；而“宿妆残粉未明天，总立昭阳花树边”也比“水晶帘下看梳头”更动人怜惜之情。

⑤这里不止是光度的问题，而且是光度影响了态度。强烈的光使我们一切看得清楚，却不必使我们想得明透；使我们有行动的愉悦，却不必使我们有沉思的因缘；使我们像春草一般的向外发展，却不能使我们像夜合一般的向内收敛。强光太使我们与外物接近了，留不得一分想象的距离。而一切文艺的创造，决不是一些外界事物的推拢，而是事物经过个性的熔冶、范铸出来的作物。强烈的光与一切强有力的东西一样，它压迫我们的个性。

⑥以此，我便爱上了北窗。南窗的光强，固不必说，就是东窗和西窗也不如北窗。北窗放进的光是那般清淡而隐约，反射而不直接。说到反光，当然便到了“窗子以外”了。我不敢想象窗外有什么明湖或青山的反光，那太奢望了。我只希望北窗外有一带古老的粉墙，最低限度地要老到透出点微黄的颜色；假如可能，古墙上生几片青翠的石斑。这墙不要去窗太近，太近则逼窄，使人心狭；也不要太远，太远便不成为窗子屏风；去窗一丈五尺左右便好。如此古墙上的光辉反射在窗下的桌上，润泽而淡白，不带一分逼人的霸气。这种清光绝不会侵凌你的幽静，也不会扰乱你的运思。

⑦假如，你嫌这样的光太朴素了些，那你就在墙边种上一行疏竹。有风，你可以欣赏它婆娑的舞容；有月，你可以欣赏窗上迷离的竹影；有雨，它给你平添一番清凄；有雪，那素洁，那清劲，确是你清寂中的佳友。即使无月无风，无雨无雪，红日半墙，竹荫微动，掩映于你书桌上的清晖，泛出一片青翠，几纹波痕，那般的生动而空灵。你书桌上满写着清新的诗句，你坐在那儿，纵使不读书也“要得”。

（选自《品味人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有删改）

【赏析】

杨振声（1890─1956）字金甫，又作今甫，山东蓬莱人。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北方渔民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四运动期间，他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是“新潮”社的主要骨干之一，曾因为火烧赵家楼、怒打章宗祥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他与冯友兰、何思源等人一同负笈美国，入哥仑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专业；学成回国后，先后在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他与朱自清一起筹办了中文系，并担任系主任。20年代末，作为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选，他离开清华，出任青岛大学校长，与闻一多、梁实秋等人一道，给这所大学带去勃勃生机。

杨振声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曾发表在《新潮》《现代评论》《新月》《大公报》《国闻周报》等刊物上。其中有《玉君》《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阿兰的母亲》《她的第一次的爱》《抛锚》《报复》和《荒岛上的故事》等。杨振声虽然比胡适还大一岁，但是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可以看到，作为学生，他对自己的老师是非常敬重的；他的小说《玉君》之所以获得较大成功，与胡适对他的鼓励和指导有关。

汪曾祺的老师是沈从文，沈从文的老师是杨振声，杨振声的老师是蔡元培。

《书房的窗子》是一篇学者散文，处出透漏露出学者的情怀。

本文题为“书房的窗子”，文章开篇却说“既无书房，又何从说到书房的窗子”，岂不怪哉!原来，这书房，这书房的窗子，都只存在于作者的想像之中，这想像中的窗子又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