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

班级：ACU 学号：140513148 姓名：郭跃敏

中国文化中的“大同世界”与西方“理想国”的联系与区别 作为中西文化的开启者——孔子和柏拉图，人们往往相提并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孔子提出的“圣王”思想和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思想，二者旨在使政治道德化，通过道德高尚的圣贤来拯救日渐衰落的世道人心，建立和谐的“大同社会”或“理想国”。 面对不同的思想文化碰撞，只有经过思考，求同存异才能让这两种思想、两种文化进行对话与交流。探究二人思想的异同,对于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两者的产生的时代背景。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交替之际,周王室逐渐呈弱势，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局面。孔子所处的社会，还是生产力很不发达、产品很不丰富的一个社会。同时，为争夺财富，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烽烟四起，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拯救人民苦难，就必须要有象周公、姜尚、管仲这样的英雄人物。所以，在《论语》中，对诸如尧、舜、禹所造就的“大同”时代和周公、管仲等英雄人物，孔子始终都充满了敬仰。主张以“仁、礼”治国的孔子就此提出了“大同世界”的思想。孔子的社会主张是要建立一个大同世界，实现“天下大同”。 柏拉图的一生正处于雅典政治急剧变革的不稳定时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又受到瘟疫的袭击。人们想到明天就可能死去,于是,无视法纪,为所欲为。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标准和宗教信仰等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柏拉图认为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并不能真正了解知识的内涵,因而现实生活中便缺少了衡量一切事物的客观标准。为了重建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一切是非曲直,柏拉图写下了《理想国》一书,并提出了著名的“正义论”。从这两者来看，孔子与柏拉图都处在天下大乱的时代,并且面临同样的问题。

所谓时势遭英雄，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分别提出了“大同世界”和“理想国”。“大同世界”里所描绘的社会设想是一个天下为公的美好局面，社会上得每个人都仁义、正直。柏拉图的“理想国”强调道德和政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理想国论证，最完美的理想国，最深刻的标准是“正义”。从根本上可以看出两者有相同的理想社会目标，大同社会里人人讲求诚信、崇尚和睦，所有的人都能得到供养，人们各安其位、共同劳动、共享财富、各得其乐，整个社会稳定有序、平安祥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理想国” 由治国者、战士和劳动者三个阶层组成，三个阶层之间因“天赋”的差别而在国家中承担不同的角色:管理国家、保卫国家、供养国家。整个国家的内部结构有条不紊，各阶层之间既界限分明，又相互合作，共同追求国家的“正义”，当三者分工协作、互不干扰时，便形成了正义城邦。其二，两者有相同的统治者人选，大同社会要求“天下为公”和“选贤与能”，即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统治者必须是由大家选举产生的贤能之士，其继任者也同样要通过选举，决不能世袭传子，以此保证天下真正成为天下人之天下；理想国中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哲学王，既不是终身制，更不是世袭制，必须实行轮换制。那些通过层层选拔成为哲学王的佼佼者，在轮到他们执政时开始治理城邦，带领理想国人民走上和谐社会的道路。最后，两者也有相似的社会分工。大同社会首先按照年龄对整个社会进行合理的安排，老人可以安享天年，青壮年者可以在社会上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和职位，少年儿童可以得到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

社会的精心哺育和培养。而社会弱势的群体，即鳏寡孤独以及残疾人都可以得到适当安排和充分的供养。根据性别进行合理的分工，“男有分，女有归”，充分体现出一种秩序社会的思想。理想国由三部分人组成:护国者、卫国者和供养者。理想国的公民应具备四种品德，即智慧、勇武、节制、正义，但这四种品德并不是每个公民都应具备的，每个公民只须具有其中的一种品德，从事一份职业，专心做好一件事即可。二者有关社会和谐的构想, 都坚持社会成员的等级划分, 强调内部的有序与统一, 在此基础上构建和谐一致的国家。

所谓求同存异，即面对不同的思想，我们可以结合其文化背景与环境找出两者的差异。大同社会重德治而理想国重智治。大同社会主张“选贤与能”，“贤”在先，“能”在后，并且特别指出“讲信修睦”。理想国强调“知识治国论”， 通过知识或智慧来统治城邦。大同社会建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上，理想国建立在神本主义基础上。《礼记·礼运》的大同和谐观,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以追求善为目的的仁义价值观, 是伦理文化。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谐观,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文化以追求真为目的的功利价值观, 属于宗教文化。这些不同一方面导致了中西早期和谐观在后来发展中的分道扬镳, 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

孔子与柏拉图的思想光辉是无论如何也淹没不了的，尽管过去经常被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而刻意利用；尤其是他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和大同社会的理想，必将永远作为一盏明灯，点亮后人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幸福而不懈探索的激情，以及乌托邦工程是一个使人沉思而不是使人行动的超历史的范型，不是一种对未来的规定但是它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化，引领着人类思维及实践不断地走向理性化和科学化，促进了西方科学和民主的产生和发展。总之, 对“大同社会”和柏拉图“理想国”的比较分析, 可以引导我们追索中西文化差异的源头, 进而彻悟中西文化各自的特质和精髓。东西方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趋同性和趋异性并存。认真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和成因, 积极发掘深潜其中的现代意蕴, 并加以批判继承和吸收, 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