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的总体实力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在经济层面，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历史进程中，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仍是中国压倒性的战略任务。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充足，中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必须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随着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战略性产业将得到大力扶持，中国的科技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将会有实质性提升。这不仅有利于大幅提高中国经济的内涵和质量，而且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条低端，只能提供简单加工和贴牌生产的格局，进而建立起中国在世界资源配置和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

在军事层面，复杂、多元的安全威胁决定着未来十年仍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快速增长期。首先，尽管近年来两岸关系有所缓和，两岸博弈由主权之争回归到治权之争，但台湾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存在，并随着岛内政治生态的演变和外部势力的持续干预而存在激化、异变的可能；“藏独”、“东突”等分裂主义势力正处于猖獗活跃期，构成对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威胁。其次，中国面临的外部安全环境趋于复杂，在传统大国对华军事防范力度持续增加的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也显著上升。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的国家安全任务将进一步加重，中国将在积极防御的总体战略指导下加强武器装备、科技水平和军队素质，国防能力建设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未来能力的增长同时也体现在软实力层面。中国所开启的人类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进程，不仅实现了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性改观，而且为整个世界带来了机遇和福祉，而这一切是在超短时期且没有向国外输出战争和转移矛盾的前提下实现的。中国发展所遵循的基本经验、政策思路对后发国家如何确定国内优先议程并处理外部经验和本土关怀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回应诸如战争与和平、文明冲突、环境保护等当今世界面临的根本性挑战方面也具有独特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崛起同时也是政治软实力的崛起。

当然，未来十年也是中国内部矛盾最为突出、发展环境日益复杂的时期。首先，国家财富的迅速增长并没有自动带来整个社会系统的全面进步。相反，长期以来的经济优先主义导致了贫富差距、社会失衡、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如何防止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而导致社会矛盾的“共振”及集中爆发考验着决策者的政治智慧。

其次，随着中国从魅力型领导到技术专家治国的过渡，领导者的个人威望和意识形态整合能力都面临新的挑战，能否以新的共识加强党内团结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如果再考虑到西方对华“分化促变”的压力、权贵利益集团的不断固化，以及民众持续的政治参与要求，中国在政治整合和社会稳定上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再次，三十多年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导致了社会力量的显著成长，这在激发社会活力和彰显个性独立的同时也带来了国家决策环境的复杂化。政府越来越需要在慎重理性决策与回应民族主义情绪之间保持平衡，以避免出现重大的战略性失误。因此，可以说，中国内部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之复杂、挑战之严峻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

实力和问题的并存意味着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是一个具有双重特性的国家，既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又在具体事务中与发达国家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既经历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物质财富的迅速积累，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部挑战和国际风险；既需要回应民众对公正和平等的基本诉求，建立更加和谐的国内社会，又需要消除外部社会对中国的战略疑虑，维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就决定了中国外交也具有复杂的两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