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信息不对称医患纠纷亟待新处理机制 医患之间恶性事件在近段时间内频繁发生，表明了旧有的纠纷处理机制已经失去了作用。考虑到医患冲突的长期存在且可能局部恶化，政府急需着手建立新的、双方共同认可的解决渠道。仅仅靠医院加雇保安或者政府的一纸禁令，不足以保障医院的秩序和行医的安全，也让患者的合法权益难以保证。

目前，出现医疗纠纷以后，患者可以向医院相关部门投诉，也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调查，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虽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这三条道路都有详实的铺设，但是由于我国一些特殊的国情，很少有患者考虑投诉，向卫生局告状也不很现实，诉讼基本上成为唯一的选择。然而，即便对簿公堂，患者也觉得无法讨回公道。 医患诉讼的核心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它常常决定着官司的胜负。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鉴定由市级以上医学

会主持，可根据案情复杂程度和涉及的学科，决定参与鉴定的专家人数，多数情况3～5人，也有7～11人的。在鉴定会召开7日前，鉴定专家由医患双方随机从专家库中抽取。

为了显示对医患双方一视同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严格的回避条款，可是它仍然无法消解自己给自己鉴定的印象。毕竟从医学会到专家库俱是医生所把持。另外，鉴定专家、鉴定过程的不公开，更加重了患者的疑虑。常

出席鉴定会的医学专家，自身也会遇到医疗纠纷，乃至被人鉴定，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难免促成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潜规则，患者的利益则被牺牲了。

在很多医患恶性案件中，在几乎所有的医闹事件中，患者都表现出对医疗鉴定的不信任。尽管出事的医院无数次地要求走此正规程序，但是患者大都宁愿铤而走险，也不愿意去钻套。

当然，除了医疗鉴定之外，医患双方还可以选择司法鉴定。

2003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称，在医疗纠纷中，患者提出要求再次进行司法鉴定的，法院一般也当予以支持。法医的引入使得鉴定可能瓜田李下的色彩淡了一些。糟糕的是，法医进行临床医学鉴定缺乏法律明确的授权，其专业性、权威性也经常受到医生的质疑。 大多数患者还认为，现在的鉴定工作效率颇低，一般人都等不起。一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出台，需经历提出申请、

抽选专家、召开听证会、作出结论等一系列过程，再快也得好几个月。如果某一方对结果提出异议，那解决争端就更遥遥无期了。

如此，纠纷一出，在患者心中，现有各种处理渠道都不利于自己，放弃这些渠道是必然结果。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性格偏执或者受伤深重的患者难免有极端行为，恶性事件也就发生了。

目前，一些地方在试点新的纠纷处理办法。其方向是引入

第三方，比如购买医疗事故责任保险。不过，医院对此多不甚积极。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院长称，医院买保险的目的是发生纠纷后避免和患者当面冲突，希望保险公司能出头和患者商谈，然后该赔付就赔付，可是现在保险公司只负责赔钱，和患者谈判还得医院自己来，这就极大地挫伤了医院的积极性。

现在看来，在其他长期改革未见效之前，建立崭新的纠纷处理机制是医改刻不容缓的任务。事实证明，由纠纷引发

的恶性事件对医患双方乃至全社会都有巨大的负面效应。它带来的焦虑、恐惧、愤怒和怨恨已经深深地毒害了医疗行业，给医患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按网络流行语说：医患之间真的再也伤不起了。这在同仁医院的医生被砍伤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前所述，新机制必须建立在医患双方俱认可的基础之上。双方都认可的前提则是彼此权利的对等。毫无疑问，医疗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对称，

但是制度安排仍然有改进的空间。医生应该将自己的诊治行为处于能监督的状况中，一旦发生纠纷，监督本身将是对其最大的保护。医疗鉴定应当严格贯彻公开的原则，使参与专家的权责最大限度地统一，避免医医相护、营私舞弊，从而也让患者对其保有信心。

醫患之間惡性事件在近段時間內頻繁發生，表明瞭舊有的糾紛處理機制已經失去瞭作用。考慮到醫患沖突的長期存在且可能局部惡化，政府急需著手建立新的、雙方共同認

可的解決渠道。僅僅靠醫院加雇保安或者政府的一紙禁令，不足以保障醫院的秩序和行醫的安全，也讓患者的合法權益難以保證。

目前，出現醫療糾紛以後，患者可以向醫院相關部門投訴，也可以向衛生行政部門申請調查，還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雖然《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對這三條道路都有詳實的鋪設，但是由於我國一些特殊的國情，很少有患者考慮投訴，向衛生局告狀也不很現實，訴訟基本上成為唯一的

選擇。然而，即便對簿公堂，患者也覺得無法討回公道。 醫患訴訟的核心是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它常常決定著官司的勝負。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鑒定由市級以上醫學會主持，可根據案情復雜程度和涉及的學科，決定參與鑒定的專傢人數，多數情況3～5人，也有7～11人的。在鑒定會召開7日前，鑒定專傢由醫患雙方隨機從專傢庫中抽取。

為瞭顯示對醫患雙方一視同仁，《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

瞭嚴格的回避條款，可是它仍然無法消解自己給自己鑒定的印象。畢竟從醫學會到專傢庫俱是醫生所把持。另外，鑒定專傢、鑒定過程的不公開，更加重瞭患者的疑慮。常出席鑒定會的醫學專傢，自身也會遇到醫療糾紛，乃至被人鑒定，正所謂風水輪流轉，今年到我傢，難免促成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的潛規則，患者的利益則被犧牲瞭。

在很多醫患惡性案件中，在幾乎所有的醫鬧事件中，患者都表現出對醫療鑒定的不信任。盡管出事的醫院無數次地

要求走此正規程序，但是患者大都寧願鋌而走險，也不願意去鉆套。

當然，除瞭醫療鑒定之外，醫患雙方還可以選擇司法鑒定。2003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發佈的《關於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審理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的通知》稱，在醫療糾紛中，患者提出要求再次進行司法鑒定的，法院一般也當予以支持。法醫的引入使得鑒定可能瓜田李下的色彩淡瞭一些。糟糕的是，法醫進行臨床醫學鑒定缺乏法律明

確的授權，其專業性、權威性也經常受到醫生的質疑。 大多數患者還認為，現在的鑒定工作效率頗低，一般人都等不起。一份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的出臺，需經歷提出申請、抽選專傢、召開聽證會、作出結論等一系列過程，再快也得好幾個月。如果某一方對結果提出異議，那解決爭端就更遙遙無期瞭。

如此，糾紛一出，在患者心中，現有各種處理渠道都不利於自己，放棄這些渠道是必然結果。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

性格偏執或者受傷深重的患者難免有極端行為，惡性事件也就發生瞭。

目前，一些地方在試點新的糾紛處理辦法。其方向是引入第三方，比如購買醫療事故責任保險。不過，醫院對此多不甚積極。北京一傢三甲醫院的院長稱，醫院買保險的目的是發生糾紛後避免和患者當面沖突，希望保險公司能出頭和患者商談，然後該賠付就賠付，可是現在保險公司隻負責賠錢，和患者談判還得醫院自己來，這就極大地挫傷

瞭醫院的積極性。

現在看來，在其他長期改革未見效之前，建立嶄新的糾紛處理機制是醫改刻不容緩的任務。事實證明，由糾紛引發的惡性事件對醫患雙方乃至全社會都有巨大的負面效應。它帶來的焦慮、恐懼、憤怒和怨恨已經深深地毒害瞭醫療行業，給醫患雙方都造成瞭巨大的損失。按網絡流行語說：醫患之間真的再也傷不起瞭。這在同仁醫院的醫生被砍傷事件中表現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