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精锐步23团与砥平里大战

西点教授汉伯格上校

序言

我初次来到第82空降师时，还只是一名刚毕业的中尉。炮兵营副官办公室的一张彩色油画，使我首次知道第23步兵团和砥平里战斗。美国陆军为使士兵们了解部队的辉煌历史，印制了一些关于著名战斗的招贴画。在我的记忆中，画的基调是蓝色，战斗场面繁杂混乱—在冰雪覆盖的战场上，激动的士兵们正在肉搏。这幅画贴在办公桌后的墙壁上，每当我被召去第一眼就会看到它。当时我很纳闷儿，是否所有战斗都象画上描绘的那样混乱不堪。几乎整整20年后，当我作为炮兵营长驻防韩国时，发现当地许多办公室仍然贴着那幅画。后来到了西点军校，为开设关于朝战和越战的选修课，我开始着手认真研究朝鲜战争，才将这幅画与战史资料联系起来。我发现，砥平里战斗原来是那场战争中最著名的作战行动。我越深入研究，就越感兴趣，同时也深感困惑。这场战斗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数量不多且四面被围的联合国军是如何获胜的？对我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是，古往今来的人们是如何鼓起勇气以面对极端不利的形势？领导者应如何引导并鼓励士兵们英勇战斗？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往往会形成牢固的纽带，可以使人们为战友和事业而牺牲生命。这同时也是军事史上难以解释的一个谜团，甚至曾经亲历战斗的老兵们也说不清楚。在本书中，我试图对此问题作一番探索性研究。

在西点军校历史系期间，我曾尽可能详细地研究这场战斗，并利用一次教官假期，集中精力进行了深入研究。历史系主任及教授罗伯特·道蒂（Robert Doughty）上校积极支持该项课题，“西点军校毕业生协会”则提供了研究经费。驻汉城的第8集团军军史专家汤姆·瑞安（Tom Ryan），陪我踏勘了战场，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美国陆军训练和理论司令部驻巴黎联络办公室，协助我对联合国军法国营的档案资料进行了调研，该营当年曾隶属于第23团。当我在法国期间，斯蒂夫·阿拉塔（Steve Arata）和丹尼斯·阿拉塔（Danise Arata）热情招待了我，斯蒂夫提供的法军资料尤其重要。在文森斯堡的圣西尔军校和法军档案馆查找资料期间，凯茜·罗伯特（Cathy Robert）作为助手和翻译付出了大量心血。宾夕法尼亚州卡尔斯军营的美国陆军军史研究所和马里兰州苏特兰的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帮助。特别需要感谢的还有卡尔斯军营的理查德·萨莫斯（Richard Summers）和戴夫·凯奥格（Dave Keough）。

一些朋友主动提出阅读部分或全部手稿，并且提出了修改意见，以使本书更加通俗易懂，既适于初学者也符合专业人士的需要。不少人提出了颇有创意的修改意见，其中包括斯蒂夫·阿拉塔、罗伯特·寇蒂斯（Robert Curtis）、塞尔日·贝瑞德（Serge Bererd）、罗伯特·豪尔（Robert Hall）、梅伯·汉伯格（Mable Hamberger）、詹·贾森（Jan Jason）、杰伊·贾森（Jay Jason）、克劳德·（Claude Jaupart）、弗兰克·梅斯扎尔（Frank Meszar）、小保罗·L·迈尔斯（PaulL.MilesJr.）、罗伯特·莫里森（Robert Morrison）、罗杰·内伊（Roger Nye）、米歇尔·帕沃斯（Michelle Powers）和安西尔·沃克（Ansil Walker）。戴尔·威尔逊（Dale Wilson）是位自由版本编辑，与德克萨斯A&M大学出版社（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签有合约，曾是我在西点军校教书时的同事，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提供了特别重要的帮助。在解决地图方面的难题时，我的弟弟斯蒂夫对我帮助极大。

然而，关于双洞和砥平里战斗的资料，主要应归功于那些参战的老兵。由于我曾经答应他们保守秘密，所以在文稿中没有标出具体引用了哪封信件或采访记录。我将把在写作本书时所使用的全部信件和笔记都存放在美国陆军战史研究所，以供其他历史学家使用。在回忆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件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诸多冲突，但大多数内容仍令人惊奇地一致。无论本书到底有何价值，其荣誉应归功于这些老兵。美国陆军有不少人都提供了资料，包括鲍勃·V·安德森（Bob V.Andersen）、杜威·R·安德森（Dewey R.Andersen）、杜安·L·安德森（Duane L Anderson）、乔治·F·巴默特（George F.Bammert）、罗伯特·比贝（Robert Beeby）、伯纳德·A·博索夫（Bernard A Bossov）、杰克·G·布朗（Jack G. Brown）、劳埃德·伯克（LloydBurke）、弗兰克·C·巴特勒（Frank C.Butler）、唐纳德·M·拜尔斯（Donald M.Byers）、温德尔·卡菲（WendellCalfe）、詹姆斯·库洛斯（JamesCoulos）、罗伯特·W·寇蒂斯（RobertW.Curtis）、G·C·戴维斯（G.C.Davis）、威廉·D·德维恩（WilliamD.Devine）、阿瑟·F·道瑞（ArthurF.Dorie）、厄尔·J·杜比（EarlJ.Dube）、肯尼斯·杜姆勒（KennethDumler）、赫伯特·B·德雷斯（HerbertB.Drees）、小莫里斯·V·伊文斯（MorrisV.EvansJr.）、卡罗尔·G·盖恩斯（CarrollG.Gains）、托马斯·B·吉布尼（ThomasB.Giboney）、乔治·M·吉尔伯特（GeorgeM.Gilbert）、帕特里克·H·戈德弗雷（PatrickH.Godfrey）、道格·F·格雷尼（DougF.Graney）、威廉·R·古斯瑞（WilliamR.Guthrie）、拉里·L·豪克（LarryL.Hauck）、罗伯特·豪尔（RobertHall）、西摩尔·“霍皮”·哈里斯（Seymour“Hoppy”Harris）、托马斯·C·哈里斯（ThomasC.Harris）、查尔斯·赫莫尔（CharlesHemauer）、唐纳德·W·海里克（DonaldW.Herrick）、拉尔夫·M·霍克雷（RalphM.Hockley）、毛瑞·霍登（MauryHolden）、约翰·G·霍夫曼（JohnG.Hoffman）、詹姆斯·K·霍威尔（JamesK.Howell）、本·贾德（BenJudd）、埃利·克摩阿德（EliKermmoade）、埃拉·克斯特森（IraKesterson）、拉尔夫·H·克鲁格（RalphH.Krueger）、唐纳德·H·拉尔森（http://rsen）、鲍博·洛兹尔（BobLozier）、查尔斯·A·麦凯夫（CharlesA.McCave）、约翰·J·麦克卢尔（JohnJ.McGlue）、格伦·C·麦盖尔（GlennC.McGuyer）、詹姆斯·F·马龙（JamesF.Malone）、维尔农·马夸特（VernonMarquart）、弗兰克·梅斯扎尔（FrankMeszar）、小阿尔伯特·卡斯威尔·迈茨（AlbertCaswellMettsJr.）、奥布雷·米尔巴赫（AubreyMilbach）、阿诺德·E·米切尔（ArnoldE.Mitchell）、谢尔曼·普拉特（ShermanPratt）、理查德·A·雷利（RichardA.Riley）、拉尔夫·R·罗宾逊（RalphR.Robinson）、托马斯·M·瑞安（ThomasM.Ryan）、比克福德·E·索亚（BickfordE.Sawyer）、彼德·F·舒兹（PeterF.Schutz）、理查德·K·萨克斯顿（RichardK.Sexton）、萨默埃尔·G·什多（SamuelG.Shdo）、罗伯特·A·谢泼德（RobertA.Shepherd）、肯尼斯·J·西森（KennethJ.Sisson）、查理·斯诺（CharlieSnow）、凯斯·斯图尔特（KeithStewart）、S·J·沙利文（S.J.Sullivan）、理查德·E·特纳（RichardE.Turner）、约翰·J·沃格特（JohnJ.Vogt）、安西尔·L·沃克（AnsilL.Walker）、罗伯特·瓦德（RobertWard）、哈雷·E·威尔本（HarleyE.Wilburn）和雷蒙德·C·威斯涅夫斯基（RaymondC.Wisniewski）。

不少法国老兵提供了他们的故事，包括莫里斯·巴托罗缪（MauriceBarthelemy）、塞尔日-路易斯·贝瑞德（Serge-LouisBererd）、弗朗索瓦·德·卡斯特里斯（FrancoisDeCastries）、皮埃尔·科拉尔德（PierreCollard）、克劳德·L·朱巴尔（ClaudeL.Jaupart）、热拉尔·儒奈特（GerardJournet）、让-皮埃尔·利隆（Jean-PierreLiron）、米什莱·罗西（MichelRossi）和克劳德·坦盖（ClaudeTainguy）。

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提供回忆录的老兵，对我如何使用资料及作出何种解释不负任何责任。我几乎可以肯定，书中部分观点甚至会遭到某些老兵的坚决反对。任何事实上的出入或理解上的错误，都由我负完全责任。

最后，我必须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对我那单调沉闷的写作生活毫不在意，并且给予了巨大支持。凯特和丹阅读了部分稿件，她们提出的问题促使我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我的妻子珍妮全心全意支持我的写作，并且提供了舒适的工作环境；她提出的一些修改意见，也使本书文字显得更加生动。

双洞和砥平里战斗的故事，使我们能够对在极端条件下拼死作战的人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我唯一的希望便是忠实地纪录参战者的功绩，并能为未来战斗的领导者提供一点有用的借鉴。

前言

在战场上，许多将军只是拼命地让自己的部队笔直地前进，督促他们保持适当距离，回答副官提出的各种问题，将他们派到这里或那里，自己也不停地跑来跑去。一句话，他们想做所有的事情，结果却是一事无成。在我看来，这些人似乎把头扭到了一旁，死也不去观察前方的情况，只能去做自己一辈子习惯做的事情，即按上级命令按部就班地指挥部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很少有人费心去考虑更高层次的军事问题。他们终日在练兵场上操练部队，深信这就是军事艺术的全部内容。一旦他们升迁至高位，其实仍然非常无知；由于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于是便只做自己熟悉的事情。

—赫尔曼·莫里斯·德·萨克斯伯爵

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阿道夫、特纳、欧金和腓特烈所指挥的战役。将他们作为你的榜样。这是成为伟大统帅、掌握战争艺术奥秘的唯一途径。通过这种学习，你自己的天赋会被发掘出来，你将会懂得遵循这些统帅的原则，避免犯下任何与之相违背的错误。

—拿破仑·波拿巴

一场战斗的经过颇似一场球赛的经过。一些人可能会回想起导致战斗胜利或失败的所有细节问题；但没有人能够回想起这些事件发生的顺序或准确时间，其实这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阿瑟·威斯利，威灵顿公爵

“领导”这一客观现象—即领导者和追随者共同完成指定任务—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作为研究该现象的主要手段，本书深入分析了第23步兵团战斗群和联合国军法国营在朝鲜战争头8个月的作战行动，特别是1951年2月关键性的双洞和砥平里战斗。本书的目的是研究从最低级别到最高级别的领导艺术，力图弄清领导者和追随者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期间是如何行动的，无论他们是取得了成功还是遭到了失败。本书希望能够忠实记录这两支部队的作战行动，并对促使人们在战斗中追随领导者的种种原因有所揭示。

本书的原始资料来源于多个渠道，包括官方战史以及对参战者的采访记录，都提供了重要的内幕消息。在韩国静谧的群山之间，当年的阵地仍清晰可辨。我漫步其间并仔细观察，

往往会顿悟指挥官们为何会做出那些重要决定。不过，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仍然是参战老兵们提供的回忆录。共300余名老兵在采访中或来信里向我提供了素材。他们对自己参与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提供了生动的回忆。

战场是个极为特殊的环境，与人类的其它体验大相径庭。战场上往往混乱不堪，充满了强烈刺激，战士们筋疲力尽，痛苦万状。敌对双方素不相识，但都企图杀死对方，以避免自己被杀死。为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甚至仅仅是为求得生存，人们必须发挥全部的勇气和力量，其程度往往要远远超出投身于其它任何事业所需付出的代价。正如伟大的军事哲学家冯·克劳塞维茨所说：

如果一个人从未亲身经历过战争，就无法理解人们经常提到的困难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无法理解一名指挥官为何需要卓越超群的能力。所有事情看上去都很简单；所需要的知识似乎也没什么了不起，战略决策的答案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最简单的高等数学题似乎在科学上都更为尊严一些。一旦你真的置身于战争之中，那些困难便清晰地显现出来；但要清楚地描述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看不见且无所不在的因素却很难。

战争中的一切都很简单，但最简单的恰恰意味着困难。各种困难不断累积，最终以相互冲突宣告结束，除非亲身体验便难以置信 大量的、细微的、无法预测的事件逐步积累，最终使战斗力总体水平降低，人们总是离预期目标差那么一小步。[1]

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实验室可以真实地模拟激烈的战斗。进入21世纪后，美军在模拟战场环境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军事训练中心等机构在模拟战场复杂性方面成果非凡，可借助模拟器材制造出作战武器和战斗环境的效果。然而，没有哪种模拟器材可使士兵产生恐惧、厌恶和愤怒，正如他身边战友死伤时所激起的感受。这些战友对他而言，可能要比亲人还亲。模拟器材也无法使士兵产生甘愿为祖国或战友牺牲生命的意愿，而在战争过程中类似情况比比皆是。

然而，甚至就是在模拟战斗中，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可以承受那种极端的考验，以感受疲劳至极的感觉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巨大恐惧，更无法承受因长期战斗而在精神和肉体上所遭受的严重摧残。作家、评论家和教官们，经常将作战行动与体育比赛相提并论。他们这样做并非没有道理。在历史上，名将们往往体魄雄强，长于忍饥耐寒。作战行动要求参与者应该拥有尽可能强壮的体魄，而战争中为生存而进行的争斗无疑是敌对双方的生死较量。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将北越空战称作“最真实的竞赛”决非空穴来风，因为那的确是一场“生死竞赛”，失败者将被处以死刑。[2]

在战场上，最坚强的勇士往往会受到艰难险阻和敌军行动的双重考验。决定胜败的关键性因素，往往就是指挥官的领导艺术。但在大多数作战行动中，领导艺术都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看不见的因素，要清晰准确地加以描述更是极端困难。

在任何一门学科中，定义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任何一门学科的实践者，通常都会就本领域内的定义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如何定义领导艺术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此进行过细的研究会使问题过于复杂化，而且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此，本书采用了一种宽泛而可行的定义：领导艺术是一种复杂的人际现象，即一位领导者和一群追随者共同行动、相互合作以完成某项任务。采用这样一种宽泛的定义有几方面的好处。除某个组织最高层领导以外，它还涵盖了处于中间阶层的、正式和非正式的领导者。此外，这个定义还囊括了追随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士气和部队凝聚力等内容。最后，该定义还可以解释，为何某些部队可以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由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凝聚力才使部队作出了上佳表现。这种只可意会但却难以言传的凝聚力，需要该部队的全体成员都为完成任务作出贡献。他们

相互支援，共同完成各自的职责；而将士兵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则是那存在于部队内部的、至高无上的战友情谊。

经过在战争与和平年代长达40年的实践和研究，我深信战争年代的领导艺术与和平时期的领导艺术截然不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男人们曾无数次地追随其领袖投入战斗。[3]领导者和追随者在投入战斗时的环境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这些环境同人们在和平时期如何扮演领导者与追随者时所处的环境有着本质差别。其中部分差异是由于在特定条件下所采取的不同领导技巧、在战斗中所遭遇的巨大压力和所引发的强烈感官刺激所造成的。

当人们在描述和平时期的领导者时，比如市长、公司首席执行官、部队指挥官或棒球队队长时，常常会以相对规范的方式表现他们的领导艺术。虽然在夸张地描述市场和体育场上的竞争时，经常会使用一些军事术语，以强调这些类型的领导艺术所处环境的激烈动荡。但在实际上，没什么人真的会将和平时期相对稳定有序的领导艺术，与充斥着混乱、恐惧和死亡的战场上的领导艺术相提并论。

由于作战领导艺术所存在的环境极为特殊，研究人员无法像研究其它类型领导艺术那样，使用传统的观察和分析技巧对其进行研究。因此，在对战斗领导艺术进行历史研究时，就必须对研究和平时期领导艺术的科学方法进行完善和补充，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

大多数关于领导和管理艺术的著作和理论，都喜欢将人类的行为动机归纳为若干原则，并运用以下一些方法进行领导和管理，包括奖励和惩罚、禁止无价值行为、利用自私心理促使追随者更为主动、使个人与集体的目标相互融合。他们研究这些技巧并一一予以罗列，使领导艺术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迹可循。虽然各种理论间存在着一些细微差别，但各自的基本观点实际上差异不大。大多数关于领导和管理艺术的著作都声称，读者们只要照单去做就可确保成功。

在战斗中，领导者所应用的理论和技巧，有时与和平时期的领导艺术十分相似。但需要注意，战场是更为紧张残酷的环境。战场所具有的特性，与市政厅、办公室、训练场或棒球场截然不同。另外，一些通用的领导技巧也适用于作战行动，但必须进行适当修改甚至干脆弃而不用。这是因为战场环境极为特殊，限制了许多常见激励手段的应用。在战场上，某些传统的物质奖励可能会变得毫无意义。比如说，当几名士兵夺取机枪阵地后奖励他们一张购物券，或当一名士兵掩护全排撤退后给他放几天假。

除了常见的物质奖励之外，领导者在战斗中几乎完全依赖于精神奖励。面对一名手持机枪坚守前哨阵地的下士，领导者除了良好的祝愿、深深的谢意以及对其恪尽职守的敬意之外，可以说别无其它奖励办法。这名下士可能会坚守在机枪旁边战斗至死，也可能会稍有风吹草动便落荒而逃。对于前者，领导者顶多只能提出表扬或授予勋章；对于后者，领导者多半也只能略施薄惩而不至于将其处死。在战斗中的惩罚，可能仅仅是将受罚者降级或罚款，也可能极为严酷以至于处死某人，甚至是惩罚整支部队。在战争中，士兵们必须习惯于将集体目标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随时准备为集体牺牲个人。领导者无法通过威胁或强迫手段迫使部下做到这一点。要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就必须在部队中精心培养自我牺牲精神，并使其能够从士兵内心深处自动流露出来。

由于战场环境的多变性和独特性，作战领导艺术的风格也千变万化。即使研究范围仅限于美军战史，人们也可发现各种各样的领导风格，包括独裁专制的、和蔼可亲的、满嘴脏话的、恭谨严肃的、胆大冒险的、踏实肯干的 。几乎所有类型都存在成功或失败的范例。人们很快就会发现，没有一种完美无缺的领导风格，可以确保践行者在战斗中百战百胜。

对于成功的作战领导艺术而言，比领导风格更重要的是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领导者之间、追随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重要的是，团队内部应相互信任。领导者必须在团队成员之间营造积极的氛围。这种积极的氛围不但使各级指挥官之间相互信任，而且使下级指挥官和士兵们之间也相互信任。有时对于指挥官的热爱会激发这种信任，当然这并非指挥官获得士兵信任的必要条件。经常会听到某位老兵说道：“琼斯上尉是我在部队里见过的最混蛋的狗崽子，但他也是我所见过的最能干的连长。”当然也可能会说：“琼斯上尉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连长，我爱他就象爱父亲一样。”

无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在最优秀的部队中双方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领导者以自己的行动承诺，在完成任务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维护部下的利益。反过来，被领导者也同意将尽最大努力，去完成领导者分派给他们的任务。虽然这仅仅是双方之间达成的默契，但上述契约关系如同道德准则一样具有极强的约束力。

军事部门拥有一套自上而下的指挥链条，由最高指挥官通过下级指挥官，一直延伸到最低级的领导者。这些领导者根据军衔和职位，往往亲自行使指挥权。然而，也经常会出现一些“非正式”的领导者，他们依赖天赋才能、人格魅力或其它因素行使职权。一支部队对它的正规指挥体系越有信心，这种非正式的领导者就越有可能与正式指定的领导者合而为一。例如，在朝鲜战争初期，高级指挥官发现极有必要将许多优秀士官提升为尉官。陆军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根据这些士官的表现授予其相应的军衔，从而加强了部队内部的相互信任。

在一支优秀部队中，领导者相信士兵们会执行任何指定的任务。必要时，士兵们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反过来，士兵们也相信领导者不会拿他们的生命去轻易冒险，只要另有办法就决不会让他们去执行危险的任务。士兵们深信，他们的领导者永远不会因自私目的或个人荣誉而牺牲部下的生命。

虽然领导者也许会完全不在乎自己的生活条件，但他们必须关心部下的福利待遇。成功的领导者常常刻意与部下同甘共苦，拒绝接受因军衔和地位而应享的待遇。

领导者和追随者之所以能够相互信任对方维护自身的利益，是由于共同奋斗产生凝聚力的结果，特别是共同经历患难并闯过危险境地。甚至仅仅是共同经历的艰苦训练，也可以培养起很强的凝聚力。另外，一支部队处于压力下的时间越长，其内部凝聚力就越牢固。在优秀的部队中，高昂的士气会进一步增强这种凝聚力。美军里著名的步兵、骑兵、伞兵和装甲兵部队，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外籍军团中的精锐部队，都拥有令人骄傲的过去和足以自豪的光辉历史。部队的成就和荣誉，令士兵们引以为豪。他们主动寻求艰巨的使命，以忍受艰难险阻为荣，形成与众不同的特性。这些王牌部队往往喜欢孤芳自赏，自认为高人一头。甚至上级未能提供有效支援，也能增强部队官兵的自豪感，因为他们觉得在没有外援时，自己也能坚持战斗。

最后，一位个性突出、极具号召力的领导者，将成为使部队超出一般“优秀”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这位领导者倒不一定要象麦克阿瑟那样叼着玉米芯烟斗，或象巴顿那样佩带象牙柄左轮手枪。但是，他必须能够“站出来”，使士兵们感觉到领导者在直接与自己交流。

当一支具有凝聚力的部队万事俱备，既有优秀领导者又有忠实追随者时，人们会发现这支部队能够完成常人难以想象的艰巨任务。领导者对他们的追随者有着很高的期望，而追随者也决不会辜负对自己的信任。追随者同样相信他们的领导者无所不能，而这些领导者也的确如此，至少在追随者的眼中是如此。这一现象反复发生，不断巩固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

在研究军事行动时，如何衡量并确定战斗是否成功是个难题。历史学家需要特别注意，不要在事后对当事人指手划脚。指挥官们必须在战场上，面对肉体、精神、时间和物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在现场作出决策。当然，在研究历史时也别无选择，应该尝试深入探索可能还有与历史记录不同的其它结果，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坏。确定战斗是否成功，最简单也是最明显的决定性因素，无疑是看其是否完成任务。如果一名指挥官接受了任务并如期完成，那就没有任何人能说他是失败的。然而，人们可能仍然可以认为这一成功付出了过高的代价，或指责指挥官没有谨慎行事以尽量减少伤亡。作战任务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完成不太重要的任务时，应避免付出巨大的牺牲。但为实现某一重要目标，可能又需要冒着巨大风险去完成所谓的“自杀性任务”或“敢死队使命”。尽管如此，类似任务不应成为一种常态，其目的性必须十分明确。高级指挥官应负责确定为了成功，付出多少牺牲是合理的和可接受的。如果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下级指挥官必须就此寻求专门指示。

本书进行的是历史性研究，其主旨并非是要僵死地、科学实验般精确地记录历史，或是指望在其它情况下可以如法应对。作战行动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混乱而无序的现象。没有哪两次作战行动是完全相同的，即使是在时间、空间上十分接近的两次行动也会存在诸多差异。关于双洞和砥平里战斗的记录，往往会有半打左右的说法可供选择。甚至官方公报、战后报告都尽可能地揽功推过，对犯下的错误、丧失的战机轻描淡写，极力推卸自己对失败应负的责任。目击者的报告很少有意作假，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会下意识地修改记忆中的所谓“真相”。鉴此，历史学家唯一能做的，是对各种记录进行分析，重视距事件发生更为切近的记录，并就事件发生的真实进程，独立地作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

历史学无法提供极其明确的“结论”，如几何学里求出直角三角形的面积、化学里描述氢原子的结构或物理学里确定靛青色的波长。那么，如此详尽地研究一个团在1951年2月份两周内的作战行动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生追求的是绝对科学的、无可辨驳的公理，那么本书对他们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不过，如果人们一心寻求那样的公理，那么对任何领域进行历史性研究都将一无所获。从历史中所获取的决不仅仅是肤浅的知识，或教会人们在某一特定形势下如何行动。准确的说，学习历史可以磨砺人们的智力，训练人们的判断力，最终达到在特定环境下作出合理决策的目的。

要研究作战行动，就是研究在充满暴力和死亡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现象。由于它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现象，因此既无法预测又具有普遍性。尽管如此，不同的研究方法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性，而这些相同与差异可能会具有启发意义。正如普通的历史研究一样，其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在未来变得更加聪明，而且是为了总结出适用于所有环境的经验教训。一般而言，一个人一生中难得有几年实战经验，但人们可以通过学习他人的经验间接地丰富自己。如果希望这种间接地吸取战斗经验更为深刻，不但能够触动感情而且能够提高认识，读者就应该努力去体会人在战斗中所感觉到的狂喜和绝望之情，甚至也要能够想象得到老兵们所描述的战场上那浓浓的恶臭。

《百炼成钢》一书的开端，是1950年美国太平洋沿岸西北部一个绿树成荫的军营，第23步兵团在那里进行和平时期的日常训练。朝鲜战争爆发后，新指挥官保罗·弗里曼上校率领该团前往远东。洛东江防线上的绝望形势，很快便使该团官兵都获得了战斗经验，并使这支凝聚力很强的部队更加团结。仁川登陆成功后，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联合国军其它部队一道，该团向中朝边境迅猛推进。但在“感恩节”后，中共军队又迫使联合国军迅速后撤。

1951年，第8集团军迎来了一位新指挥官，即马修·B·李奇微中将。法国也派出一个步兵营，由颇具传奇色彩的拉尔夫·蒙克拉尔中校率领，来到了朝鲜战场。在短短两个月里，

法国营和第23团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在朝鲜战争中几乎无与伦比。1月底，这两支部队在双洞地区与中共军队进行了一场激烈而艰险的战斗。2月中旬，约两个军的中共军队在砥平里包围了第23团和法国营，对他们进行了三天的猛烈进攻，直到一支坦克特遣部队突破包围圈。

这两支部队及其战斗故事，主要是关于成功或不成功的指挥官们的领导艺术。它还是关于那些在艰苦环境中共同生活和战斗者的故事，其中许多人得以幸存，而更多的人则已死去。他们将人类的忍耐力发挥到了极限，他们的故事才是这部著作的关键所在。

注释：

1.摘自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Howard）和彼得·帕雷特（PeterParet）编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P119。

2.参见汤姆·沃尔夫（TomWolfe）著《紫手套和疯子，混乱和葡萄酒》（MauveGloves&Madmen,Clutter&Vine）中“最真实的竞赛：与‘萨姆’和‘查理’的决斗”（TheTruestSport:JoustingwithSamandCharlie）P26—P65，纽约：费勒、斯特劳斯和吉罗出版社（Farrar，Straus，andGiroux），1976年版。

3.在美国军事史上，除了极少数特例外，只有男人参加作战。当然这种状况正在改变，几乎可以肯定部队也将招收女兵。在双洞和砥平里战斗中，联合国军方面并无妇女参战，但在敌军尸体中发现有女兵。为如实反映历史事件，本书一般避免使用“人类”或“人们”等中性字眼。

一、第23步兵团和保罗·弗里曼中校

一条至高无上的原则需谨记在心：永远不要虚伪地对待自己的士兵。士兵们一眼就会看穿你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

——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

谁要认为以武力建立的权威，要比以感情铸就的权威更为有效，那他就犯了大错。 ——泰伦斯（古罗马剧作家）

纪律必须强迫，忠诚只能争取——只有上下级相互忠诚，才会有真正可靠的纪律。 ——奥布雷·“雷德”·纽曼少将

在1950年炎热的夏季，第23步兵团的官兵们，还根本想象不到将在朝鲜遭际的命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该团将连续两次荣获“总统部队嘉奖”。这是美国授予作战部队的最高荣誉，所有官兵都将获得政府授予战斗英雄的全套勋章。不幸的是，许多人都是在死后被追授这一最高荣誉。战争的恐怖和荣耀，永远地改变了第23团全体官兵的命运。

第23步兵团

二战欧洲战事结束后，第23团返回美国，进驻德克萨斯州斯威夫特兵营，位于奥斯汀

市以东约40英里。该团在那里一直呆到1947年，随后迁往华盛顿的路易斯堡。第23团隶属于第2步兵师，后者是战后美军第一个整编步兵师。尽管如此，第23团也面临着战后所有步兵团都存在的问题。兵员很不充实，装备皆剩余物资，大多数需要修理。该团还需要应付日常杂役等任务，各步兵连往往只剩少数人可以训练。战后陆军高度重视体育竞赛，其要求往往达到半职业水准。无论在哪一方面，第23团大概都可视作1950年6月时美军步兵团的典型代表。不过，在这些表面现象之下，该团还有许多独特之处。[1]

第23团驻扎在北路易斯堡，距路易斯堡主营区很远。部队住在战争动员时建造的木屋里，躲开了师部参谋们的日常检查，后者则住在主营区的砖房里。按照陆军的俚语，第23团的官兵们“离旗杆很远”。这意味着在安排日常活动时，他们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种独立状态，似乎有利于培养第23团官兵的团队精神，因为他们很自然地觉得自己有别于其它团队。在北路易斯堡，第23团拥有自己的军官俱乐部、士官俱乐部和士兵俱乐部，都以食物精美和娱乐高档著称。

第23团与“普通”步兵团最大的差异，即它是第2步兵师的一部分，而该师是美国大陆唯一常备步兵师。美国大陆上驻扎的其它步兵师，只是用于训练新兵的所谓“训练师”。1948年前，第2师也一直在做这种工作。二战中，陆军在作战部队之外设立了专门机构，以便对新兵进行军事基础训练。二战后，陆军大幅裁减兵员，作战部队以外的机构都被认为纯属浪费。为解决军训问题，使用现役陆军师训练新兵，被认为是个不错的办法，尽管效率可能不高。在这些训练师中的士兵，可以进行队列、单兵和班组武器等基本军事训练。执行训练任务的部队，并非是要将士兵们训练成一支具有内在凝聚力、可以随时投入战斗的作战部队。对大多数军人而言，这项任务没有什么吸引力。许多职业军士从欧洲、日本回国后，为避免去训练师便都申请到第2师。大多数士兵都宁愿呆在一支进行集体军事训练的部队。士兵们在紧张的高级军事科目训练中，可以建立起极其牢固的战友情谊。

第23团的另一特点，是拥有大量身经百战的军士，许多人都在二战中积累了丰富战斗经验。许多步兵排的军士曾在战场上被任命为预备军官，至少有一个排拥有多达7名此类军士，至少有一名军士曾获得“荣誉勋章”。在战后裁军时，这些“火线军官”为留在现役部队，大多数又都降为士官军衔。第23团堪称人才和经验的宝库，这一点在朝鲜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团拥有大量“士兵领袖”，知道如何使新兵融入部队，并将生存技巧传授给他们。此外，这还意味着该团拥有许多有望成为顶尖职业军官的优秀士兵。

军官们来自于陆军规定的各种渠道。少数军官是西点军校毕业生，大多数来自各大学“预备军官训练团”，或是各兵种的“候补军官学校”。另外，还有极少数军官是被特许保留其军衔的“火线军官”。

1949年夏，第2师不再训练新兵，被定为常备步兵师。当年秋季，该师开始代号为“米基行动”的军事训练，即对夏威夷进行两栖攻击演习。准备和实施此次演习的过程，成为将第2师锻成纯钢的催化剂，同时使官兵们得以专心进行实战训练。虽然无法逼真地模仿实战行动的高强度和紧急性，但那种24小时不间断的团队训练、艰苦工作与协同行动，与敌我两军真实交战倒也相距不远。这次演习对于提高多兵种联合作战能力特别有效，即步兵、坦克和炮兵在近距离空中支援配合下协同作战。另外，士兵和军官之间也增进了了解，明白什么人可以完全信赖，什么人需要加强监督。虽然在赴朝作战前，第23团的义务兵大都离队，但军官和军士骨干都保留了下来。

1950年春，第23步兵团进行了班、排、连训练，包括与炮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训练。此次艰苦训练为军官和军士们打下了坚实基础，使他们可以作为一支多兵种团队协同作战。

无论是在夏威夷演习中，还是在协同作战训练中，共同经历近似实战的巨大压力，对于官兵之间形成牢固纽带无疑是一种最好的体验。这样做有助于使该师官兵团结紧密，大大增强了团队精神。这一点意义极其重大。因为第23团的普通士兵虽然优秀，但大多出身贫寒且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少人之所以参军，是因为法官让他们在坐牢与参军之间作出抉择。（译注：暗指他们是轻罪犯。）一名军官回忆，他指挥的士兵中只有1%是高中毕业生。

当士兵们集体艰苦训练时，相互间形成了牢固纽带，使其合力超过了简单相加的总和。他们不再只是一群身着军装的单个士兵，而是形成了一支似乎具有生命力的作战部队，可以协同动作以完成任务。最终，激烈的战斗使他们形成为一个整体。一位颇具洞察力的学者曾就人们在战斗中的体验提出过如下看法：

在战斗中，领导者应明白，战友情谊产生于共同努力克服困难的过程。一支士气高昂的作战部队，就是官兵们都有共同的想法和决心，自觉自愿地为实现共同目标，克制个人的欲望

在极端情况下，战友情谊会表现为一种狂热 大多数人本能地渴望与其他人沟通和交流，但在实现过程中经常会感到尴尬和无助。一些极端性的经验—如死亡的威胁或毁灭的危险—却会使我们同战友们融为一体，或者说能够满足我们本能的渴望。当然这非常遗憾，因为只要人们愿意去寻找，应该是存在更为积极且不那么恐怖的其它途径。自古至今，战争之所以富有魅力，正是由于我们在那可怕的死亡深渊中，能够体验到集体性欢悦的神秘力量。战斗可以培养钢铁般牢不可破的战友情谊。[2]

虽然演习风险小，胜负无关大局，但上述效果也很突出，只是不那么明显罢了。因此，通过野外演习来培养团队精神，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50年时，步兵团的编制是3781人。每团辖3个步兵营，每营编制919人。此外，其建制中还包括一个指挥部连、一个重迫击炮连、一个中型坦克连和一个卫生连。[3]在二战中，美军认识到，在一个基本作战单位中，要善于使用各种地面作战武器协同作战。1950年，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提出了团级战斗群的概念。高级指挥部，往往是师部，可根据任务需要，对步兵团进行编组，为其配属额外作战部队，以组成团级战斗群。指挥和控制则由该团负责。配属部队一般包括一个野炮营、一个高炮连和一个战斗工兵连。当执行特殊任务时，还可配属额外的步兵、坦克、重炮、通信、宪兵和游骑兵。经过加强的团级战斗群，一般要比普通步兵团多两千人。这种组织形式可使各部队相互了解彼此的能力、技术和缺点，士兵和指挥官之间也可相互熟悉并产生信任感。

团级战斗群是支“自力更生”的作战部队，拥有很强的作战能力。它的任务是，“通过火力和机动接近敌军，以便俘虏或摧毁对方；或者通过火力和近战，击退敌军的进攻。”它的功能包括建立一个火力基地，随后向其它部队所在位置机动；夺取并坚守某地；在任何地形或天气条件下进行机动；提供反坦克防护和支援；提供自身所需的通讯、侦察和医疗服务，进行自我补给和维修保养。另外，团级战斗群在必要时可脱离上级指挥部单独行动。[4]

1950年6月，当杜鲁门总统决定美国将保卫南朝鲜时，决定第23步兵团命运的骰子便已掷下。1950年7月9日即周日清晨，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被任命为驻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后的次日，五角大楼命令第2步兵师转归麦克阿瑟的远东司令部指挥。没有经历过这种突然变动的人可能会认为，参战通知会使部队士气下降。但对第23团而言绝非如此。相反，该团许多职业士兵的士气极度高涨。当官兵们积极准备启程前，违纪事件也下降到令人惊讶的水平。为准备启程，士兵们24小时不停地作着装备和人员方面的准备。师里谣传说，此次行动不会比演习更紧张。不过是与外国军队进行的实弹演习，而且对方顶多算支二

流军队。士兵们奉命带上礼服，以便在战后执行占领任务。这点与二战截然不同，当时步兵们在参战时被告知，他们将面临艰难困苦，甚至可能会战死。这种过度的自信，使士兵们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去面对朝鲜战场上的严峻形势。[5]

为使该团齐装满员，向其它部队发出了征召志愿者的号召。从别的师还抽调了一些兵员，不少人只受过基本的军事训练。补充兵员里也有些老兵，二战后曾在朝鲜执行过占领任务。很多根本未受过步兵训练的士兵，很不情愿地从其它部队或兵种来到路易斯堡。许多补充兵员身体素质不佳，达不到普通步兵的标准。[6]

一名士兵来到第23团时的情绪如何，往往取决于他是自愿前来的，还是从其它部队征调来补充空额的。心怀不满的战士，对领导者而言是个挑战。一等兵卡尔顿·C·克莱克（Carlton C. Kluck）就是从其它部队征调来的：

我是被运兵列车从堪萨斯州的雷利堡（Fort Riley）运到路易斯堡，以便第2师在出兵海外前补足空额。那会儿，我是一等兵，是个坦克手。在去路易斯堡的路上，有人告诉我，由于地形原因，朝鲜用不着坦克，所以现在我成了步兵。这使我很不愉快，我在1948年参军时就是坦克兵。我的要求并不高

很多补充兵员都被重新分类以填补空缺，而不是按照我们的能力或受过何种训练。不久，我们就发现，这种犯罪行径不仅发生在低级士兵身上，在一些士官身上也是如此。

克莱克的不满可以理解。正是由于从未受过步兵训练，他在抵达朝鲜不到一周后即负伤。 与来自其它部队的征调兵员不同，二等兵霍夫曼（D. W. Hoffman）是志愿参战，被分配到路易斯堡的工兵营。霍夫曼高中退学一年后参军，时年19岁。他的连长站在营房前面的街道上，号召全连官兵志愿参加第2步兵师。全连共250人，有200多人志愿参战。后来，霍夫曼回忆道，那些不愿参战的都是拖家带口，或是岁数太大不宜作战。他记得，当时的主要动机还是强烈的责任感。

在发布动员令两周后，第23团便从普吉特海湾出发，登上了驶往朝鲜的7艘运输船。横渡太平洋的旅程波澜不惊。一些部队为缺乏步兵训练的士兵们作了安排，让他们在船尾练习射击，熟悉自己的武器。当时，一等兵克莱克心里很不痛快。他对训练活动有如下回忆：

军官们把木块扔到海里，这就是你要射击的目标。我觉得，这很象是从电梯里朝反向运动的电梯射击。我们都按舱室为单位被叫到船尾甲板。有些人不愿弄脏他们的枪，便溜到别的舱室。管理极其松懈。

在主甲板上，教官们训练士兵们分解并重装M1步枪、勃朗宁自动步枪和点30英寸机枪。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并非船上最笨的步兵。

我不记得船尾甲板的打靶是什么时候停止的。有传言说，一些家伙朝着海鸥射击，据说比射击木块容易得多。结果，[船上的]水手们强烈抗议。这触犯了国际惯例，同时也是个恶兆。

其它部队也开设了课程，声称北朝鲜士兵素质极其低劣。他们说，北朝鲜兵不会射击，不会开炮，害怕黑夜。在太平洋上的运输船上，大多数人对即将到来的艰苦战斗毫无思想准备。他们唯一能够记得的，就是在两周航程中所感到的极度无聊。

弗里曼上校

1950年6月，陆军挑选小保罗·拉马尔·弗里曼（Paul Lamar Freeman Jr.）担任第23团团长。弗里曼是名军医的儿子，在东亚度过了童年大半时光。他的父亲在菲律宾和日本服役，后半生则在美国一些偏僻的军营里当军医。弗里曼时年43岁，是西点军校1929届毕业生。弗里曼退休后曾回忆道，成为军官“似乎是唯一自然和正常的事情。对我而言从未有过任何其它想法。”1925年，共有200名候选人去争取区区12名军校总统提名，弗里曼名列第13。[7]他们家的一位朋友回忆道：“于是，就开始疯狂地搜索有总督岛—弗里曼父亲的部队驻地—附近军校空额的国会议员。当只剩10天时，他接到来自位于布鲁克林的纽约第3国会选区的电话，问他是否还有兴趣。保罗答道，‘当然！’当他到了那个选区后，才明白为何连续几年都没人上军校。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保罗立即在布鲁克林租房住下，1925年7月进入西点军校，成为1929届学员。”[8]

在西点军校，弗里曼表现并不出色。整整4年时间，他始终是名二等兵学员。按照他自己的评价，他的“军校生涯平淡无奇”。后来，弗里曼回忆道，西点军校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教育水平是一流的。尽管如此，他认为军校教育在写作、外语及军事知识方面存在缺陷，尚不足以为未来的优秀军官奠定坚实基础。[9]在西点军校校刊《榴弹炮》（1929年）里，他的同学写道：“保罗性格温和可亲，在进入野兽营（译注：即新兵营）时，几乎无人注意他。但不久之后，他便成为许多人的亲密好友，并且得到所有人的喜爱。他性格无忧无虑，但并非大大咧咧。他能够以极其顽强的决心，解决非常棘手的问题，完成自己应尽的职责。这是他独有的性格。”[10]

虽然他希望加入陆军航空兵，但在军校期间视力不断下降，最后只能被任命为步兵军官。在佐治亚州本宁堡，他完成了步兵训练，随后到德克萨斯州的胡德堡报道。他开始服役是在第2步兵师的第9步兵团。

1933年，他开始了首次远东之旅：在天津的第15步兵团呆了3年。不少老兵及熟人都将弗里曼在朝鲜战争中的成功，归因于战前他与中国人的长期交往。作为本宁堡步兵学校教官，他去了全国许多地方，随后又返回中国学习汉语。1941年，他被派往重庆担任助理武官，直到日本轰炸珍珠港。当约瑟夫·W·史迪威中将来到新成立的中缅印战区时，弗里曼给他当了几年后勤参谋。[11]一位朋友曾如此描述过他的战时职务，“就象福赛斯（Forsyth）小说里的情节：由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的一名中国人陪同，开着破旧的福特牌汽车前往中国西北执行任务，对苏联在中苏边境上的活动进行调查；在仰光会见海明威；去缅甸眉苗（Maymyo）的英国突击队学校；开车沿着残破的缅甸公路由仰光到重庆，担任陈纳德将军及其飞虎队的联络官；与英国人和中国人组成的巡逻队在日军后方活动。”[12]

结束在中国的任务后，弗里曼在陆军部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呆了几个月。在那里，他为美军重返菲律宾制订了作战计划。随后，弗里曼担任了驻菲律宾第77步兵师参谋长，执行了他刚参与制订的作战计划中规定的一些任务。占领马尼拉后，他奉命返回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担任太平洋战场麦克阿瑟司令部的联络官，任务是指导麦克阿瑟遵守雅尔塔协议条款。

[13]

弗里曼随后去巴西呆了两年，担任“巴美联合军事委员会”陆军分部主任。在那里，他的上级是马修·B·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中将，后者当时任“美洲防务委员会”主席。李奇微对弗里曼影响极大。弗里曼回忆与李奇微在巴西和朝鲜共事的经历，将李奇微称为“对我影响最大的作战指挥官”。[14]

弗里曼是位帅气的军官，身材笔直而修长，看上去比实际高得多。朝鲜战争后，老兵们在见到他时，经常会说“他在朝鲜时似乎要高得多”。一名老兵说道：“上帝，我以为那人有7英尺高，原来只比我高1英寸，大概5英尺8英寸。”弗里曼不事张扬。他不象有些指挥官，吉普车上既无军衔符号，也无闪光灯或警报器。在第23团团部，从来不插上校的旗帜。他的部下都记得，弗里曼在朝鲜从不戴钢盔，只在脖子上系条蓝色的步兵围巾。在士兵们眼中，弗里曼“象是刚从乐池里走出来的琴师”。虽然他佩戴上校军衔，“但不知为何不太显眼”（显然他本人的气场太强，以致于大家都不注意外在的东西）。

弗里曼以其行动展示了自己的指挥理念，与美军许多优秀指挥官基本相同。他认为，自己必须走出去，要让部下看得见。他深信，一般来讲，无论形势多么艰难，美国大兵都会尽力完成任务，只要他信任上级指挥官并知道后者正在竭力提供支援。当弗里曼和部下熟识后，他只是下达命令而已，相信他们会尽力执行，并不亲自进行监督。当任务十分危险时，弗里曼会尽可能地亲自召见部下并下达命令。他会微笑着同对方握握手，或说上一两句鼓励的话（你必须在第一线）。弗里曼总是口头发布具体命令，很少下达正式的命令书。[15]第23团到朝鲜数周后，他完全放弃了下达正式书面命令的做法（效率才是生命，别扯TMD蛋）。

弗里曼待人友善、毫不做作，在士兵面前从不摆架子，许多士兵都记得，他们在朝鲜曾同弗里曼随意地聊过天。弗里曼虽态度随和，但决非松松垮垮。他态度十分坚定，必要时甚至会十分粗鲁。例如，他在坚守阵地问题上态度决不妥协：他认为在敌军未冲上阵地的情况下，一支部队如果主动放弃阵地，在撤退过程中会遭受严重伤亡，在奉命反攻时又会死伤更多人。在敌军实力占压倒性优势时，他可以理解手下部队被敌军冲垮，但决不原谅主动放弃阵地的行为。由于这一作战理念，弗里曼的部队在朝鲜战场以防守顽强而著称。第23团以其坚毅顽强，不止一次让敌军大吃一惊。

最重要的是，弗里曼理解自己的士兵，并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这种奉献精神也得到了百倍的回报。曾在弗里曼手下服役的第23团老兵，在回忆往事时都对弗里曼充满感激之情。

战争爆发前几天，弗里曼被任命为第23团团长。战争一爆发，他便卖掉了华盛顿的房子，匆匆前往路易斯堡，在第23团出发前就职。在挑选弗里曼担任团长问题上，李奇微似乎发挥了作用。不管怎样，弗里曼很高兴，他觉得第23步兵团战斗力强、训练良好，营长们的能力也都很强。[16]

在出发前疯狂备战的日子里，弗里曼视察了该团所有24个连队。他不拘形迹地同士兵交谈，站在食堂大厅台阶上或其它类似地方讲话。他的讲话绝不虚张声势，态度十分真诚。他善于同士兵沟通，在这方面很有技巧。即使弗里曼是对一群人讲话，每个人都会感到团长是在直接同自己交流。下士莱斯利·盖恩斯（Leslie Gains）记得，弗里曼告诉他和他的战友，在战斗中所有人都会害怕。如果有人不怕，那他不是骗子，就是傻瓜，第23团可不需要这种人。他还告诉他们，永远不要自高自大，以至于认为不必祈祷上帝。盖恩斯说，这些话伴着他度过了朝鲜最艰苦的战斗。没有哪个老兵还清楚地记得这次讲话，但许多人都记得弗里曼给士兵放3天假处理个人事务。当时各种事务纷乱如麻，这个承诺未免过于慷慨，但他一言既出便信守到底。

当第23团接到赴朝参战命令后，在一位军士身上出了件事儿，显示出弗里曼对士兵福利的关心。中士弗兰克·巴特勒（Frank Butler）原计划于下半年结婚。结婚预告已经发布，未婚妻也于动员令下达前一天来到路易斯堡。巴特勒中士找到天主教堂教士，告诉他婚礼必须提前举行。教士拒绝了，声称不能随便举行婚礼。绝望的中士将此事告诉了连长，后者则

报告了弗里曼上校。当天晚上，弗里曼立即安排在该团小教堂举行婚礼。

上校对所有官兵都和蔼可亲，但如果所有人都一团和气的话，一支部队将无法运转。在必要时，必须有人扮演恶人。正如许多优秀团队一样，这个重任落在了二把手身上。弗里曼的副团长（开始时是少校作战参谋）是弗兰克·梅斯扎尔（Frank Meszar）中校，他以士兵身份考入西点军校，毕业于1940年。

在西点军校，梅斯扎尔更象是士兵而非学者。在整个军旅生涯中，他都以出色的野战军官而闻名。当第23团启程赴朝时，梅斯扎尔还未到35岁，与弗里曼一同上船。两人在船上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在随后半年共同度过艰苦的战斗岁月。

弗里曼并非刻板的纪律主义者，非常不愿意触怒任何人。梅斯扎尔便充当起弗里曼的“宪兵”。他会毫不犹豫指出部下的错误，不管其军衔和职务为何。梅斯扎尔具有一种特殊能力，能够以几乎称得上“温和”的方式，处理一些不得不干的“脏活”。当然，在形势要求采取更为粗暴的方式时，他也决不会怯阵。[17]

弗里曼和梅斯扎尔这两个人的组合，使该团有了美军历史上最杰出的一对搭档。知人善任的弗里曼成为全团官兵慈祥睿智的父亲，强硬严厉的梅斯扎尔则是负责管教他们的兄长（弗里曼是俺兄弟，NND）。

注释：

1.参见《高级军官任务报告计划》（Senior Officers Debriefing Project），“对小保罗·L·弗里曼将军的采访，采访者詹姆斯·N·埃利斯中校”，（Interview of General Paul L. Freeman, Jr., by Lieutenant Colonel James N. Ellis）（简称“弗里曼口述史”），1973-74，小保罗·L·弗里曼文件（简称“弗里曼文件”），美国陆军战史研究所，卡莱尔军营，宾夕法尼亚州；《第23步兵团指挥部，关于指挥和部队情况的摘要报告（简称“第23步兵团指挥报告”），1950年7月份》。本书从“第23步兵团指挥报告”中所引资料都来自《弗里曼文件》。

2.参见J·格伦·格雷（J. Glenn Gray）著《武士们：战斗中的男人》（The Warriors: Reflection son Menin Battle），纽约：Harperand Row出版社，1959年版，P43，P45-P46。

3.所谓“建制”部队是指那些较大规模部队中规定隶属的分队，而非临时“配属”或由于执行特别任务而临时指挥的分队。

4.参见《组织装备表》7-11N，步兵团，华盛顿特区：陆军部，1950年11月15日；参见“特别规定SR320--5-1”，《美国军语辞典》，华盛顿特区：GPO，1950年8月，P52。

5.参见《第23步兵团指挥报告》，1950年7月份。

6.同上。

7.参见“弗里曼口述史”。现役士兵以及职业军人的儿子，同其他有资格者一样，都可以得到总统的提名。由于职业军人经常迁移住地，他们往往与当地的国会议员没有或很少联系，因此要为自己的儿子获得军校名额，获得总统提名至关重要，甚至是唯一可行途径。

8.参见《国会》（Assembly），1990年11月，P163。

9.同上；“弗里曼口述史”。

10.参见《榴弹炮》（TheHowitzer）杂志，纽约西点：美国军事学院出版社，1929年，P135。所谓“野兽营”，是指高年级学员对军校新学员进行的严酷军训。虽然军纪严禁“侮辱”行为，但在整个20世纪都存在花样繁多的“侮辱”性训练，即使最宽宏大量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11.参见“弗里曼口述史”；《毕业生及前学员登记薄》，纽约西点：毕业生联合会，1990版，P403，no.8699；《第2步兵师》，肯塔基州帕杜卡：特纳出版社，1989年，P81。

12.参见《国会》（Assembly），1990年11月，P164。

13.同上；雷伊·S·克兰（Ray S. Cline）著《华盛顿指挥所：作战部》（Washington Command Post: The Operations Division），华盛顿特区：军事历史部，1951年版，P246-P247。

14.参见《国会》（Assembly），1990年11月，P164。

15.“任务型”命令即告诉下级指挥官要完成什么任务，而不是如何完成任务，使下级可以充分发挥主动性和想象力。

16.参见“弗里曼口述史”。

17.参见《榴弹炮》（The Howitzer），纽约西点：美国军事学院，1940，P190。

第二章洛东江畔的战火洗礼

我们战死在这里，因为我们不愿生而羞辱我们生长于斯的土地。同样，我们也不愿使战友或自己蒙羞。

——A.E.豪斯曼

我相信，一个人如果能去做他害怕的事情，便可以征服恐惧心理。只要他坚持去做，并且尝到了成功的甜头。

—艾莉诺·罗斯福

士兵的首要素质是能够忍耐艰苦，勇气倒还在其次。贫穷、艰苦和匮乏是培养优秀军人的学校。

—拿破仑·波拿巴

第23团来到朝鲜后，发现自己置身其中的战争，与以往美军经历的完全不同。他们也从未预料到会这个地方进行战斗。无论是美国人民还是他们的士兵，都未曾预料美军会在遥远的亚洲大陆作战，同时没几个人能在地图上找到朝鲜的位置。几乎没人认为，这场战争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

战争爆发及初期作战

朝鲜半岛是由亚洲大陆向日本列岛伸出的一长条不规则的陆地。半岛长约500英里，宽约150英里。在汉城与平壤附近地区，半岛宽度缩至100英里左右。在向北延伸到鸭绿江畔的边界时，半岛宽度又增至约500英里。1950年，这条北部边界线将朝鲜与新中国和苏联分隔开来。朝鲜的纬度大致相当于洛杉矶至波特兰之间，但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气候上都截然不同。朝鲜半岛崎岖多山，小块平原镶嵌其间，对当地农民而言异常珍贵。一名美国大兵说道，“如果有人能把朝鲜砸平，这可真他妈的是块好地方”。在朝鲜处于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残存的森林几乎被砍伐净尽。山脉纵横交错，甚至对强壮的步兵而言，都是个严峻的考验。气候有些极端，夏季短暂而炎热，冬季漫长而寒冷。每年的气温低至华氏零下，高至华氏100度。[1]

1945年8月，当太平洋战争突然结束时，获得胜利的美苏两国漫不经心地达成协议，沿着北纬三十八度线划分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当时，所有美国人都认为，这纯粹是为了便于接受驻朝日军的投降。然而，在随后的岁月里，它成为冷战的象征之一。美国不久便成为南方政府的恩主，而苏联则竭力培养北方政权。不过，直到战争爆发，南北朝鲜各自保护人在态度上的差异才显现出来。俄国人支持曾在苏联受训的金日成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美国人则竭力使南朝鲜实现自立以图脱身。美国陆军尤其希望能将占领军撤回国内。南朝鲜领袖是李承晚，是个头脑固执、思想保守的家伙，拼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维护本国的利益。

战争起因过去一直笼罩于神话和传说之中，其真相近年来正逐渐地浮出海面。随着中国和前苏联档案的解密，学者们正试图理清错综复杂的事实。但只要北朝鲜档案没有完全解密，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彻底澄清。[2]不过，作战行动的具体经过倒是很清楚。1950年6月25日，周日凌晨时分，北朝鲜人民军的精锐步兵，在大量坦克和重炮的掩护下，对南朝鲜发动了闪电战。美国训练的南朝鲜军队没有坦克、重炮也不多，遭到进攻后迅速崩溃。朝鲜半岛上似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南朝鲜的覆灭。

东京麦克阿瑟的参谋部和华盛顿的军政要员们，匆匆忙忙地对朝鲜局势进行了评估。虽然杜鲁门政府将朝鲜半岛划在了西太平洋防御圈之外，但对这种狂妄无理的征服行动视而不见似乎不可思议。在杜鲁门总统看来，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动，将成为未来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他毫不犹豫地告诉国务卿艾奇逊：“我们必须挡住那帮狗崽子，不论付出什么代价。”[3]

杜鲁门将此提交安理会，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可以派遣军队到朝鲜，协助南朝鲜抵抗侵略。距离冲突最近的美军部队，是驻扎在日本的占领军。麦克阿瑟作为远东美军司令，立即派部队前往南朝鲜。

当6月底美国决定插手朝鲜半岛事务时，军队内部几乎一致认为不会有什么麻烦。麦克阿瑟参谋部拟订的计划，多少反映了他们的这种一厢情愿。最早的计划乐观到了荒谬的程度，包括立即派部队在仁川登陆。这是汉城附近的港口，位于朝鲜西海岸中部。在仁川的两栖登陆行动，将与在釜山的登陆行动相互呼应。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爱德华·M·“内德”·阿尔蒙德（Edward M.“Ned”Almond）少将，指派第1骑兵师准备于7月份在仁川登陆。他告诉师长，行动一定要快，否则第24步兵师可能会先进汉城，而第1骑兵师只能跟在屁股后头。事实证明，此言荒谬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