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源，被廷枢任命为汉口商董，买办陈树棠则被任命为香港商董，可以说是各尽其能。在开矿技术方面，鉴于外国人比中国人更有经验，1878年，唐廷枢聘请3个英国工程师主管开平煤矿的开采；1879年，其外籍职员增至10人；1883年，达到18人。外籍职员的任用，大大提高了开平煤矿的生产效率。在激励机制方面，唐廷枢在招商局实行“水脚提成”制度。即“一年所得水脚银两，除每100两除去经费5两，又照各股东银每100两提出利银10两之外，如有盈余，以8成摊归各股作为溢利，以2成分与商总董事人等，作为花红，以资鼓励⑩”其实质虽是一种揽货佣金制度，但慷慨的佣金和回扣，使大买办以下的次等买办竭力招揽生意，不仅使大批通商口岸商人涌向招商局，还提高了职员的积极性，达到了双重目的。

唐廷枢对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的高效率经营管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招商局获利丰厚，1878—1879年利润为869210两；1883年，资本总额增至2000000两，获得了飞速发展。而开平煤矿的成绩更是喜人：1881年，产量为3613吨；1882年，增到38383吨；1883年，达到75317吨，此后产量迅速而稳定增长。与此同时，开平股票也在一路飙升，1881年，面值100两的股票在上海市场的价格溢价为150两11，到1882年6月，市场上出现争相追逐开平股票的现象，一

12度有人愿意以每股237两的价格买进，呈现一片良好势头。更为重要的是，据

海关报告，1880年和1881年，进口天津的洋煤各为19409吨和17445吨。但开平煤投放市场后，进口洋煤的产量迅速下降，1882年降为5416吨，3年以后，再度降为566吨，到80年代末，天津就不复有洋煤进口了，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与洋商争利的目的。

三、早期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官权运作因素及其影响

出于巩固统治的目的，官僚必须控制新式企业管理权，而早期官督商办企业又急需官方扶持和保护。因此，官权运作因素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更多的是阻碍了近代企业的发展。

清廷运用行政权力对早期官督商办企业提供的诸如垫借官款、缓付利息、减免税收、垄断经营等一系列优惠特权，不仅保证了流动资金的稳定性，扶助企业成功度过了创设之初的艰难期，在一定程度上还提高了市场竞争力，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但也成为官僚变相勒索企业的合法依据。经统计，1888—1894年，漠河金矿分派给股东的股息合计不过200000两，而缴给清政府的各种“报效”则达855000两之多，“报效”数额竟为股息数的4倍；1891年，轮船招商局“官款业已还清，故本年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准在公积内提出官款免利报效银100000两，指定作为预备赈济之用13”；1894年，借慈禧大寿之机，“朝贺费”涨到由招商局进贡50000两，由它的商董进贡50000两之多14等诸如此类的“报效”无止尽。这些做法都扼杀了企业的生机和活力，为处于上升时期的企业发展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此外，官僚习气浓厚，企业职员裙带关系严重。1890年，袁大化为漠河金矿总办时，大肆任用袁氏家族成员，仅该矿的文案、监工、巡查、押运、批解等肥缺职位中，袁氏家族即16人之多，且“皆不在其事，挂名分肥而已 求其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15”，相互包庇纵容，营私舞弊成风，导致效⑩ 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航政篇》第1册，1935年刊，第145页

《新报》，1881年12月3日

12 《申报》，1882年6月13日

13 《北华捷报》，1892年4月14日

14 《京报译丛》，1894年2月11日

1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5、19页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