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
发布时间:202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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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新闻界之自由与责任
——读《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有感
《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一书由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著、展江、王征、王涛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
本书是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对广播、报纸、电影、杂志和图书等大众传播机构现状和发展情况的调查研究结果,研究限定于“大众传播机构对人民进行关于公共事务的教育作用”、“美国新闻界与美国文化的关联”、“新闻界的业主和经理们的良知和责任,以及这些责任对于形成公众舆论的普遍益处”等具体内容,根据调查结果,委员们还提出了相关建议。本书建立在对现实客观的长期的调查、分析、总结之上,倾注了新闻自由委员会全体成员的心血和精力,正如委员们自己认为的:“它的每一行文字都是在会议上和通信中斟酌出来的”。
本书初看比较难懂,因为由英文翻译成中文,由于文化背景与语言的差别,以及个人能力的限制,有些观点理解起来有点难度,但是,书的逻辑思维很清晰,带领读者从一个现象或一个问题升华至理论高度,再回归到具体的实践中。
本书对新闻界的认识与见解有着先见之明,它预见新闻界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新闻传播界的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本书的总体脉络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结构和思路十分清晰:第一章,提出本书围绕的中心问题:新闻自由是否处于危险中,开篇设置悬念,引发读者极大的好奇心;第二章,概括自由社会对新闻界提出的五大要求,精简而到位;第三章着重的是传播革命引发的新闻界内的变化;第四章,分析当时新闻界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即没有符合社会的五大要求的表现,揭露直接而深入本质问题;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围绕为了维护新闻界的自由该采取的措施而展开,建议具有针对性。全书逐章设置,每章重点突出,现象分析到位,观点阐述详尽。
本书最核心的关键词是:自由和责任,由此引发的思考是新闻界怎样维护自由,以及如何承担责任。现代新闻自由要求承担社会责任的自由,新闻自由不限于媒体和记者的行业自由,同时也赋予受众使用媒介、表达意见的自由。针对大众媒介的自由,美国宪法起草人认为“报刊必须有自由来作为一个反对政府侵犯个人自由的卫士”;针对公众的自由,斯拉姆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提到“人能在市场上五花八门的思想中找出真理,因为人是具有理性的,所以人能够辨
识真和假,善和恶”,每个人都有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例如针对郭美美慈善门事件,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发表或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可以批判也可以褒扬;大众媒介有报道或不报道的自由,也有侧重这方或那方的自由。只有新闻界拥有了自由,这个文明社会才有足够的思想观点来消费,用以维系和变革自身。
但是,自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自由是伴随着义务的,自由的赋予与享受自由的主体行为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作为享受权利方的新闻界滥用自由,在保障其自由的基础上应该采取一些规约措施:政府制定相关法约;社会监督和新闻界自身的自我审视与反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会受到政府、社会的监督和引导,但是仍然不会剥夺其享受自由的权利。自由和责任是不可分离的,作为社会公器的新闻界,其责任是义不容辞的。本书认为新闻界对社会的责任有:满足公众需要,维护公众权力以及那些没有任何报刊代言、几乎被遗忘的言说者的权利。自由与责任是统一体,新闻界在享受最大化自由的同时,必须承担起作为监督者、引导者、传声筒的责任。
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中对于精神自由与文化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他说“精神自由是一片阳光雨露,它可以养育出玫瑰,也可以养育出罂粟。如果为了给文化‘消毒’而消灭精神自由,也就是为了消灭罂粟而消灭阳光雨露,那么玫瑰也必将不保”。同样的,不能为了消灭新闻中的罂粟,为了给新闻“消毒”,而消灭新闻自由这片阳光雨露。
石家庄广播电视台第三频道情感故事类节目《情感密码》播出了一期节目《我给儿子当孙子》,讲述了一个极端的80后小夫妻“啃老”的故事,节目播出后,信以为真的网友对节目中“80后小夫妻”展开了人肉搜索,却发现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而且在节目播出过程中并没有指出节目内容纯属虚构,因此该栏目最终遭到停播。又如湖南电视台创办的超级女声,因其过度娱乐性,对受众的误导,以及造成青少年对价值观的错误认识,导致被广电总局封杀。《情感密码》的停播,超级女声栏目的被封杀,根本原因在它们没有正确地使用自由,没有维护公众的利益反而造成负面影响,这些鲜活的示例告诫我们:新闻界的自由容不得亵渎。
那么,新闻界应该如何承担责任?本书第五章提出了新闻界职业化的要求,
这是新闻界切实履行责任的良计。书中指出,新闻界应该像医生和律师一样,成为一种职业,承担“对良知和公共福祉的责任”,“即便不寻求建立职业组织,职业理想和态度仍然是需要的”。就如同医生根据病症对症下药,而不是昧着良知,将本来10块钱可以治好的病开上千元的药方,这其中是良知和职业精神在发挥作用。在新闻界,应该倡导“新闻专业主义”, 它要求记者以客观、真实、准确的态度去报道事实,挖掘事实的真相,把事实的原生态展现在读者面前。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它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新闻专业主义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些要求看似简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对每一个新闻工作者而言都是职业技能、良知和道德的多重考验,如果他们切实做到以上要求,就是医生开对了药方,律师维护了正当权利。新闻界的职业化,新闻专业主义的奉行,对于新闻自由的获得和维护是大有益处的,也有利于提高新闻界承担责任的能力。
但是,我认为本书还是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将新闻自由与政府过于对立。书中大部分观点都在于政府如何采取强制措施、制定各种条约等限制新闻自由,而忽视了强调政府给新闻界带来的利益,如协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为新技术的发展提供支助等等,同时,陈力丹教授在《新闻理论十讲》中提到“我们习惯性地强调传媒如何受到政治权利的控制,而忽略了传媒本身也是一种较为强大的控制力量”;第二,忽视除政府以外的其他影响自由的因素,影响因素应该是多样的,例如还有社会环境、经济条件、表达者自身等因素,应该加以扩张与说明;第三,他们的研究对于现实没有很大的指导性意义,没有改善当时新闻界出现的集权和业主偏向性现象,随后也没有出现新的有生命力的重要报纸;第四,委员会设想的自由过于理想化。他们提到的自由只能作为我们努力争取的目标,而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我们追求新闻自由只是一个过程,一种行为。
创造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我们还有多远的距离?必须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