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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那些依靠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在取得君权时发生的困难，一部分是由于他们为着建立他们的国家和确保安全，不得不采取新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记住，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

——《君主论》第六章

“那些光靠幸运 成为君主的人们 都是单纯依靠别人承认自己掌权的好意和幸运。而这两者都是变化无常、毫不稳定的。这类人既不懂得怎样去保持而且也不可能保持他们的地位。他们之所以不懂得，因为除非他们是具有卓越才智和能力的人，我们没有理由期望那些先前常常过着平民生活的人们懂得怎样发号施令；他们之所以不能够保有国家，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对自己友好的和忠诚的武力。再说，遽然勃兴的国家，如同自然界迅速滋生长大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不能够根深蒂固、枝桠交错，一旦遇到一场狂风暴雨就把它摧毁了。除非象刚才说过的，那些突然之间一跃而为君主的人们是很有能力的人，他们知道必须立即作好准备保持由幸运投到他们怀中之物，并且在当上国王以后奠定基础——这些基础在他人说来是在作为国王之前就已经奠定了的”。

——《君主论》第七章 个人感想：我之所以把这两段来自不同章节的话放在一起，是因为这两段话的联结，让我联想到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中说的一段话。他说，“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位到第二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 在进入瓶颈的狭道时，除非统治阶层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否则他们无法避免遭受足以使他们前功尽弃，也就是足以使他们国破家亡的瓶颈危机。历史显示，能够通过这个瓶颈，即可以获得一个较长期的稳定；不能够通过或一直胶着在这个瓶颈之中，它必然瓦解”。很显然，柏杨在总结中国历史时的论断，与马基雅维利的论断有着很多的相似性。他们都认为，因为幸运而获得政权的统治者，其必须拥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才能够维护自身的统治。当然，这二者之间又有所差别，马基雅维利说的“幸运”，是指“单纯依靠别人承认自己掌权的好意和幸运”，而柏杨所言之“幸运”，更多地是指皇位世袭制度中的皇家出身。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后者又在前者的范畴之内。

其实，这里面的君主和君权也可以扩大化的理解为是统治者和国家政权。因为我们可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发现，每当政权更迭，新的王朝的开创者在选择国家政治制度的时候，往往会选择与前朝相类似的制度。其不同也只是在旧有制度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统治的需要，做一些零零碎碎而非根本上的修改。如此，前朝的臣民在接受新统治者的态度上，就不会显示过多的反抗。与此相对的，如果新政权的开创者并不能够沿袭旧有制度，而是做了根本性的改变，新制度对于前朝臣民来说是陌生的，就很容易遭受来自臣民普遍性的、长期性的抵制。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中，往往会出现在少数族裔统治中原的时候，以元、清两代最为明显。比如蒙古族建立元朝的初期，蒙汉民族之间的冲突巨大，如文天祥的抗元英雄比比皆是；再比如满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初期，满族政权要求汉族移风易俗，招致汉族国民的普遍抵制和敌视。而无论是元朝还是清朝的政权，其最终都是趋于稳定。在稳定的背后我们发现，一方面，在两朝的第二、三代君主中都出现了有才华和能干者（元朝如忽必烈。清朝则更为明显，有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能君）。另一方面，蒙古族和满族政权都在政治制度上渐渐“皈依”儒家正统（以施行“科举”为标志），且两个民族都开始了汉化进程（元朝表现得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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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明显，因为它在此进程刚刚开始不久，即陷入了王朝末期的动乱泥潭，最终被赶出长城以南，其民族融合也远没有满族来的充分。因此来说，蒙古族较满族在今天才显示出更多的民族特色），在政治稳定上也扮演着相当大的作用。 ——————————————————————————————————

2、“但是，君主使人们畏惧自己的时候，应当这样做：即使自己不能赢得人们的爱戴，也要避免自己为人们所憎恨；因为一个人被人畏惧同时又不为人们所憎恨，这是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只要他对自己的公民和自己的属民的财产，对他们的妻女不染指，那就办得到了。而当他需要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必须有适当的辩解和明显的理由才这样做。但是头一件是，他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因为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

——《君主论》第十七章

个人感想：这和中国社会的认知恰好相反。在中国人的意识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根深蒂固。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中，由于“孝”和“亲”等观念的影响，相对于个人财产与亲人生命来说，并没有将“个人财产”放在很高的位置。中国无数的历史典故中，不乏出现散尽万贯家财只为替父报仇者。同样，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于官员搜刮民脂民膏的谴责度，也远远不及“草菅 …… 此处隐藏：2788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