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有感

经济学家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读后感

读《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诺思是美国经济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新经济史学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推广者。其对经济史研究最杰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力求以制度的变迁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诺思创建了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他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中相当完整的提出一套经济史理论，探讨了经济的深层制度结构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关于书中的要义，可以引用该书的中译本译者厉以平的概述。诺思“从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假定出发，运用交易成本、公共产品、相对价格等分析工具，构建了包括所有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新经济史学理论体系”，“集中表述了这样一个中心思想:由于人类受其自身生产能力和生存环境的约束，只有通过交换即交易这一基本活动获得经济效益和安全保障。而所有权是交易的基本先决条件，所有权结构的效率引起经济增长、停滞或经济衰退。国家则规定着所有权的结构并最终对所有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此外，由于约束行为的衡量费用很高，如果没有思想信念约束个人最大限度追逐利益，会使经济组织的活力受到威胁。因此，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一种节省时间精力的工具，有助于实现决策过程简化并使社会稳定和经济制度富有粘合力”。可见，诺思制度理论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所有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

关于国家理论，诺思认为国家的功能在于它规定所有权的结构，并最终对所有权结构的效率负责。由于所有权结构直接与经济发展状况有关，因此，经济的增长、停滞或衰退也可以由国家理论得到解释。

诺思对国家作了一个明确的界定，“就其作用来说，国家是一种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它对纳税选民拥有的权力决定其地理疆域的延伸。所有权的实质是排他的权力。而一个享有行使暴力的比较利益的组织便处于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由此可见，理解国家的关键，是国家“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并且，对于国家的解释，诺思再一次提出政治学中的两种解释，即契约理论和掠夺或剥削理论。前者认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后者认为国家是统治者掠夺和剥削被统治者的工具。“契约理论解释缔约的最初利益，而不是不同利益的选民后来是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掠夺理论则不考虑缔约的最初利益，而专注于操纵国家的那些人如何榨取选民的租税”，然而看似矛盾的两种理论在诺思这里并不矛盾，诺斯在他所设定的“最大化”的理性原则的基础上，级取了暴力论的国家暴力的观点，但把暴力设想为处在一种潜在的状态，即“暴力潜力”。从历史和理论看，国家由于其一方面是一定的社会阶级的工具，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凌驾于各阶级之上的面貌，因此，它的功能必然具有为统治阶级服务和协调、管理整个社会运行的双重性，在一定时期，其中的某个功能表现得突出一点。由于诺思看到了国家的双重作用，使得他在解释历史发展过程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在国家“暴力潜力”分配论的引导下，诺思构造了一个拥有使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的国家模型，并且认为，这一模型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在统治者与选民的交易过程中，国家提供一组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来交换岁入；第二，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岁入，国家像垄断者进行价格歧视一样，为不同的选民团体规定不同的所有权；第三，由于面临着其他国家和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国家还受其选民机会成本的制约。

诺思还分析了国家提供服务的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规定竞争和合作的基

经济学家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读后感

本规定，以便为统治者的所得租金最大化提供一个所有权结构（即规定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所有制结构）；另一个目标是，在第一个目标的框架下，减少交易费用，以便促进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的税收”。这两个目标是不完全一致的，既要使统治者最大限度的增加收入或说垄断租金，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便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因此“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就是关于国家的“诺思悖论”。

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这本书的序言中，诺思写到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相信对历史可以作出唯一科学的解释，那么我们不过是在欺骗自己。但如果我们不试图达到那个目标，那便是低估了经济史这门学科。”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诺思对于科学令人折服的追求，也正是因为他有了这样的追求，才能换来了他在经济史研究上的突破与创新，赋予了经济史一个崭新的面貌，使经济史成为一门可以解释历史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