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通过两个例子(原始部落对祖先的记忆和科学界对发明创造者的遗忘)详细阐述这一命题:社会记忆系统与社会制度的独特形式息息相关。

但是进一步的问题是:制度的这种机制是如何维持的?在这里,我了人们对社会事件、规则的取舍不同,如,源。,在一定的)人们追逐私利的行为(微观基础),(社会群体)的记忆(后果),起到了整合群体的(潜在)功能。这样道格拉斯用功能主义的逻辑完整地解释了社会记忆制度的微观基础和潜在功能。

制度的第三个机制是对事物加以分类。在任何社会中,人们的思维的前提是存在着共同的分类范畴。在这里,道格拉斯对韦伯和涂尔干的理论思想作了精辟的对比分析。她把涂尔干有关“思维群体”的思想延伸到了现代社会。从这一思路出发,道格拉斯重新解释了社会制度的因果关系。在她看来,神圣的力量非源于国王、宪政的内在特质。恰恰相反,这种神圣力量源于我们的思维习惯,基于我们思维中的分类方式,尤其是我们接受的有关社会分工的观念。“这些标签将运动中的社会生活静态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在它们适用的领域中制造现实。”(100页)那么,这种分类范畴如何演变的呢?例如为什么葡萄酒的分类由地域转变为葡萄品种?为什么我们对人的分类由出生生长地域转变为所属职业?在这里,道格拉斯又回到了功能主义的解释逻辑。因为这些分类是建筑在社会分工的类比之上的,当社会分工变化时,这些分类范畴亦受到怀疑,而基于新的社会分工之上新的分类范畴也应运而生。

回到石洞中遇难群体面临的困境,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道格拉斯在这本书中暗示了答案“:有关正义的至关重要的决定不是由个人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