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历史星空，走进语文课程――小学语文教师新课程培训（讲稿）(穿越历史(2)

2、多读多写多改

我国古代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劳于读书，逸于作文”的说法，十分重视“多读”对写作的作用，把“读”视为“写”的重要条件，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但读不能代替写，文章的功夫要靠多写才能练就。古代流传着“读十篇，不如做一篇”的谚语，还流传着“多读，乃借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实求己工夫，其益相去远也”。古代的写作教学，基本上体现了这一原则。

3、作文从模仿入手

朱熹曾说过：“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文。益学之既久，自然纯熟。”这是对前人写作经验的总结，也反映了宋代对写作规律的一般认识。实践证明，人们练习写作都是要经过模仿，而后才有创新。

三、中国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存在着三大问题和四大弊端。

（一）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三大问题

1、语文教学的性质和目的问题。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儒家思想始终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例如《大学》中说：“大学之法，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学记》中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语文教育成了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工具。科举取士制度推行以后，全国士子趋向科举，语文教育逐渐变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庸。

2、教学内容问题。

教学内容陈旧片面，主要为识字、读古文、作古文，把古人作为学习的楷模，把古文作为学习的最高境界，窒息了青年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革新创造精神。引导人们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

3、教学方法问题。

教学方法死板、单一，只重整体感知，缺乏分析认识，只强调求同思维、单向思维，忽视求异思维、发散思维，只尊重维护作者权威，无视读者理解的主动性、创造性。

（二）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四大弊端

1、脱离语言实际。

主要是脱离口头语言实际，不重视听话能力和说话能力的训练。我国古代作为书面语言的文言文，两汉之后就基本定型了，很少变化；而口头语言则是一刻不停地发展着，变化着。所以二者的距离越拉越大。

2、脱离应用实际。

读、写大都与日常生活和实际应用无关。读书皓首穷经，苦练八股，只为功名。这也使儿童视学舍如囹狱，视师长如寇仇。[元]虞韶编的《日纪故事》中有一则师生矛盾的故事：许衡年七八岁，受学乡师，书过目辄不忘。一日，问于师曰：“读书欲何为?”师曰：“应科第耳。”复曰：“如斯而已乎?”师大奇之，谓其父曰：“此儿颖悟非常，他日必有大过人者，不能为之师矣。”固辞而去。

3、忽视文学教育。

4、忽视知识教育。

我国有起源很早，很发达的文字学、训诂学知识，但始终没有建立起适宜于语文教学的知识体系。例如文章教育，曾经总结出一个“起——承——转——合”带有点规律性的模式，但很快就变成了僵死的八股文程式。人们反对八股，但又建立不起规范，就只能用“文无定法”来抵制规律性的知识，其实是很无力的。培养和提高读写能力的训练，实际上成了一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

二、近现代语文课程与教学（1840－1949）

（一）、语文单独设科

语文单独设科，是随着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制度改革而出现的。也就是说，现代语文教育是现代语文教育制度的产物。

1901年，张之洞、刘坤、袁世凯等纷纷上书，详陈科举制度的得失利弊。时值八国联军入侵（1901），日俄战争爆发（1903），形势危急。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下不得不下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实施教育改革。1903年又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合订的《奏定学堂章程》，这就是“癸卯学制”，是我国第一个经政府正式颁布、在全国范围实际推行的学制。

其中的内容包括改私塾为学堂，引进自然科学，增设外语，实行分科教学等，语文也随之开始单独设科。这是我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也是语文这门学科独立的起点。

（二）、“国文”名称出现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于1912年颁布了《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中小学一律开设“国文”课，这是我国教育史上语文学科从古代传统教育的综合性社会学科中独立出来后的第一个正式名称。

（三）、现代文进入语文教学

北洋军阀政府于1920年通令全国，小学开设“国语”，主要教白话文；中学开设“国文”，仍然教文言文。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现代文第一次进入语文教材，在语文教学中取得了合法地位。（86年）

国民党政府于1929年颁布《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经过8年的实验修订，于1936年宣布正式施行。其中关于中小学的语文课，仍然沿用“国语”和“国文”的名称，但中学的“国文”里也编进了一些现代文，使现代文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逐步提高。（70年）

三、当代语文课程与教学（194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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