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文史通义》(章学诚史学理论)(2)

清代重考据，称考据学派为浙西学派，这是世人推崇顾炎武为开国儒宗的缘故。章学诚对考据学学风的流变十分不满，故要求以浙东学派的重史学风来补救之。《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篇》指出，世人只知顾炎武开创的浙西之学而不知黄宗羲同时开创的浙东之学。浙东之学“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于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悖于朱者也”。他提倡学者打破门户之见，以经史之学来补救考据之学的流弊，摒弃单纯的离经义而偏考据的治学态度，使经学教育切实不务空疏，而落实到现实人事政治上来。

在《浙东学术》中章学诚指出：“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以经史之学补救考据训诂之学，这是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致力于学风改造和经学教育目的转变的重要主张。

但是，这一主张并非要求以史学代替经学，或史学即经学，而是要求根据以史学的观点来探讨六经中的有关人伦日用、典章制度的“自然之道”，使人通过这种学术研究和经史教育，知其治道之所以然，然后有为世用。《文史通义》认为，道不外人伦日用，“道有自然”。既然“道”是客观存在于事物之中的，故求道必然要在人伦日用之中去探讨。探讨自然之道，是为了在必然王国之中求得自然亦即自由。道是不断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必不尽同”，故六经不足以尽道的。由此，章学诚主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正确对待六经，即既要研究六经以考察古代事物之道，知古今道之变化的必然，同时又必须看到六经皆史，道在历史现实之中，所以应当把主要精力用于对现世人伦日用事物的研究上。如果不是这样，“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足与言夫道矣。”章学诚说，“学于众人，斯为圣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并非他能立言垂训，而是他从天下事物人伦日用中知其道之自然，并遵自然之道而经纬人间事物。“故自古圣人，其圣虽同，而其所以为圣，不必尽同，时会使然也。”

在《原学篇》中，章学诚指出：“教也者，教人自知适当其可之准，非教之舍己而从我也。”六经文字是对历史事实之道的记述和揭露，学习六经不应当去一味地追求成贤成圣，以致舍己从人，而是“求其前言往行，所以处夫穷变通久而多识之。而后有以自得所谓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见于行事。诗、书诵读，所以求效法之资，而非即为效法也。”古训是必要的，但必须要知道，训诂是为了多闻识见，是为了博学，为了更清楚地理解和更真切把握六经所揭示的“道”，它是“求效之资”的必要手段，但如果以为这就是经学，就可“效法”，那就背离了经学的目的。《原学下》指出：“博学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矜其艳于云霞，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拘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穷于考索、竭思为文、空谈义理，都不是以“效法”为目的为学之道，都是不良学术风气的表现。然而，要改变这种学风，则必然要以真学问来开风气。章学诚以程颐“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的名言为论据，以为“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倡导以独立思考、由博返约、实事求是来开辟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