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语文教育理论体系的“痛感”与“重构”(对语文教育理论的理解)

放在我们面前这部潘新和教授的新著《语文：真实与存在》,是一部一百数十万言的煌煌大作。当语文课程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国推进，当在课改中出现一些矛盾和困惑的时候，我们读到了这部书。潘新和教授以一人之力，穷数年之功，大胆突破了语文教育理论既有观念和方法以及思维模式的拘限，铸就此一追求语文教育学现代品格的扛鼎之作。作者的魄力和才气，那种势如破竹的逻辑力量和冷峻批判，不畏权威、唯真理是从的学术良知，固然给人以震撼；而充溢全书的高远理想、宏大抱负，以及挚爱下一代、为民族发展的未来忧心的社会责任心，更令人肃然起敬。

潘新和是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我们本无交往，是本世纪初开始的课程改革使我们走到了一起。我的专业并非语文教学论，由于工作的需要，近年来比较关注我国的语文教育现状，对一些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但总体说来认识还是肤浅的、零星的。我之所以推崇这部书，是出于我们有共同的思考起点，不少认识是如此接近：

——我们都痛感语文课程的自然科学化倾向，也就是他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将语文学科教育和其他学科教育‘一视同仁’，一律视为知识技能教育”，担忧人文资源流失带来的各种严重后果。

——我们都认识到语文唯工具性观点和机械训练的明显偏颇，“从根本上说，言语人才不是‘训练’得出来的”，为“重功利轻人文，重实用轻文学，重训练轻积累，重占有轻体验，重技能轻素养，重知识应用轻生命感悟，重语言轻言语，重机械记忆轻语用能力，重读轻写，重解释轻创造，重吸收轻表现……”的语文教育现状忧心，潘教授所说 “让一代一代孩子的心灵丧失温存和柔软”状况，绝非危言耸听。

——我们都对语文界在现实体制面前被逼就范的急功近利和技术主义倾向，对“标准化考试”、以分数为本的应试教育深恶痛绝，在这种体制下，师生实际上均沦为了考试机器

——我们都认为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关注学生的个性、促进他们的精神发育，珍视他们的内在精神动力、满足其精神需求是何等地重要：“人的言语上的发展，是最具生命性、个性化的，是最不能强求一律的。” 我们都认识到语文学科在“立人”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魅力，因为“语文教育的目标和人的特性、本性、天性是一致的，语文学科是为‘人’立‘本’的学科”。

当然，初读之时，我还来不及慢慢品嚼、细细消化全书的内容。对书中的具体观点，我们尽可以不必全部赞同；但粗粗浏览一过，以下两点感受是十分深切的：

一是重构语文教育理论体系，必须要占有现代教育理念的制高点，而不能仅仅站在语文学科的立场。不管是哪一门课程的教师，你都不能忘记你是在培养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培养精神充实的人，培养具有民族之根的人，而不能培养“空心人”，不能培养片面的人、单向度的人。语文课就应该帮助学生精神成人，给学生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因此，语文教育理论的重构，必须“以人为本”。我最为赞同潘教授的如下观点：“不能忘了教育主体是‘人’，要以人为本，以人自身的发展为本；不能忘了语言是思维，是文化，是存在的家。语文是人文科学，重在文化教育、人文教育、言语人格教育。” 潘教授认为，“‘以人为本’的‘本’，就是‘言语生命’”，以此为基点，他构建起了语文教育的言语生命动力学理论。这一基点在我看来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事实上，对语言与人的精神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早就在探索了。19世纪最重要的语言学家之一的威廉·冯·洪堡特认为，语言产生自人类本性的深底，是人的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 “要是我们不以民族精神力量为出发点，就根本无法彻底解答那些跟最富有内在生命力的语言构造有关的问题”（《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到了21世纪初，法国当代杰出的哲学家埃德加·莫兰似乎与之遥相呼应，在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邀而写作的《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一书中，表达了对人文语言教育的看法：“技术的和科学的世界只把人文文化看作装饰物或审美的奢侈品”， “语言在它最完美的形式亦即文学和诗歌的形式下，把我们直接引向人类地位的最独特的特点”，亦即人的精神发展。我们必须将前贤时俊的一切理论、观点、提法，放在“以人为本”这一基点面前来衡量、检验。潘教授是这一教育理念的真正实践者，他的新著就贯串着这种独立思考和学术反思精神。

第二，我们一定要有面向未来的眼光。教育是未来的事业，所以我们不能迁就现实体制而不思进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先生说：“教育是‘未来的力量’，因为它是实现变革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我们应该重新思考组织知识的方式。为了实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