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与曹禺：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2)

作为这次集体批评的最为直接的一种结果，曹禺的《日出》与卢焚（即师陀）的小说《谷》、何其芳的散文《画梦录》于１９３７年５月一同赢得了《大公报》文艺奖。这次获奖，更进一步也更为正式地奠定了的小字辈的曹禺的文坛地位。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场出于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动机，并收到了良好效果的集体批评，萧乾与曹禺之间平空多出了一层施惠者与受惠者的私人关系。这种私人关系一直维持到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

二、政治风浪中的萧乾与曹禺

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中，萧乾与曹禺之间原本无可指摘的友好关系，却成了一心要求进步与革命的曹禺急于划清界限、解脱自己的一块心病、一个负担。在题为《斥洋奴政客萧乾》的一篇文章中，曹禺一上来就摆出了你死我活的大架式，以极巧妙的一个比喻透出了杀机：“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一条泥鳅。”接着，他又翻出了对方的老账：“我们都知道他的过去，他在《大公报》和《新路》上所写的那些反共、反苏的文章，我们还没有忘记。”最厉害的的是，发人隐私，竟然成了曹禺置对方于死地的杀手锏：“他的前妻梅韬同志讲，萧乾一生为人做事都脚踏两条船，从不落空。他的格言是，准备最坏的，希望最好的。……萧乾，你这脚踏两条船的政客，你这只脚踩着共产党的船，你那只脚踩着谁的船？”

曹禺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古已有之并在他自己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一系列戏剧作品中一再轮回、一再兑现的大报应、大轮回、大清洗、大罚罪、大劫变、大革命的宗教式宿命，有一天会轮回兑现在他自己的头上。至于曹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表现，田本相《曹禺传》中记载有他本人的说辞：“在铁狮子胡同三号，我往着三间房子，有一间书房，抄了，封了。在我们大院门口张贴着‘反动学术权威曹禺在此’的对联。……我跪在地上，求着方瑞：‘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吧！’真不想活下去了，好几次都想从四楼跳下去……”

已经于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的萧乾，比起曹禺来，反倒因祸得福，没有更深地卷入文化大革命的一场劫难：“您想，在非撒谎不可的年代里，是当个没人待见的准处理品好还是当个抢手货好？所以四八年和五七年的祸，其实是替我种下了福根，还打心眼儿里感谢。”（语出《我这两辈子》）

三、文革后的反思与遮掩

随着文革的告一段落，被斥为“洋奴政客”的萧乾也可以重新拿起笔杆子继续写稿子发文章了，那篇被巴金评定为“觉得平常，不算精彩”的《鱼饵·论坛·阵地》，就这样发表了出来。萧乾写这篇文章时虽说不上是出于秋后算账的报复心理，不平则鸣的心思还是有的，用当时的时髦话，就是“拨乱反正”的心理摆平。萧乾所谓“刊物编者就像寻宝者那样以发现新人为乐”，表面上说的是巴金们，同时也隐含着不便明说的曾经煞费苦心地成全过、帮助过曹禺的他自己。

晚年萧乾在《我这两辈子》中写有这样一段话：“我有时候用‘利害’和‘是非’把人分成三类。甲类是只问是非，不顾利害的。他们是头上有光环的圣者……另一种是只管利害不问是非的，这当然是人中的败类。这种人谁得势紧跟谁，怎么吃香怎么来。在阶级斗争中，跳得最欢的是这种人。可遇上形势骤变，上午是猫下午就缩成老鼠的也是他们。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利害与是非之间踩着钢丝。可是在那非友即敌的日子里，钢丝踩起来可不容易。你说一百句合乎标准的话，有那么一两句出了格儿，就单抓你那两句，而且往死里打。我就是那么成为处理品的”。不过，萧乾本人并不是没有当过“另一种……的败类”，反右运动中曹禺对于萧乾的揭发，也算是空穴来风。１９９９年《芙蓉》第６期的一篇文章就披露出了为萧乾一直遮掩起来的一桩人生败笔：“沈从文……解放以后曾经揭发他的学生萧乾和帝国主义有勾结，而萧乾呢？同样也揭发他的老师，以致于沈从文临死都不能原谅他，不要这个学生参加他的葬礼。”

相比之下，真正能够说出大彻大悟的明白话的，反倒是曹禺写于１９９１年的《雪松》：“我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精灵们，以爱丽儿最可爱，最像人。爱丽儿为主人效忠，施展百般千般的能耐，待功德圆满，她向主人要求，实现以前立下的诺言──恢复她原来的自己。老人慨然应允。爱丽儿重新回到她自己的天地。这与我们的孙悟空大不一样，他保唐三藏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了西天，后来在一片慈祥、圣洁的氤氲里，他成了正果，被封为‘斗战胜佛’，慈眉善目地坐在那里，不再想原来的猴身。这与爱丽儿的终身向往，就不同了。”这段话完全可以被看做为成贤成圣、修成正果而一再丧失自己的曹禺，为自己孙悟空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