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与曹禺：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

一九三七年元旦来临之际，作为曹禺的一位朋友，萧乾在其主持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用三个整版的篇幅对《日出》进行了一次“集体批评”。对于在文坛上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的一位新人的一部新作，能够及时地展开如此规模的“集体批评”，在中国现代戏剧史和现代文学史上，不失为一例空前之举。

曹禺曾说过：“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一条泥鳅。”

随着文革的告一段落，被斥为“洋奴政客”的萧乾也可以重新拿起笔杆子继续写稿子发文章了，那篇被巴金评定为“觉得平常，不算精彩”的《鱼饵·论坛·阵地》，就这样发表了出来。萧乾写这篇文章时虽说不上是出于秋后算账的报复心理，不平则鸣的心思还是有的。

一、青年时代萧乾与曹禺

萧乾出生于老北京（北平）一个汉化了的蒙古族家庭，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十一岁时又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母亲。少年时代就走南闯北，疲于奔命，直到一九三三年因投稿而结识沈从文，才算正式交上好运、登上文坛。

关于自己的文坛经历，萧乾本人在《我这两辈子》中写道：“一九三三年，我也在北平《晨报》上写过稿儿，可那时候的北平文学界可老气横秋，是苦雨斋的周二先生和清华园的吴宓教授两位老头儿的天下，没有我们毛孩子的份儿。但是，一九三三年我打福州一回来，北平好像变了个样儿。郑振铎、巴金和靳以都打南边儿来了啦。他们办起《文学季刊》和《水星》，在来今雨轩开起座谈会。他们跟老熟人杨振声和沈从文联合起来，给憋闷的北平开了天窗。”“您说多巧，我就是那时候回到北平的。九月的一天，我坐在未名湖石舫上东想西想，忽然跑回六楼宿舍，摊开稿纸一口气拉出一篇小说—《蚕》。我登上自行车，由大钟寺抄近，一口气就来到达子营沈家。我只是说，划拉了一篇东西请沈先生过过目。……抽冷子我看见我那篇《蚕》登在《大公报·文艺版》上。”

萧乾的这番话与历史事实是有出入的。正如沈从文是萧乾的恩师一样，周作人与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人物一道，是杨振声的恩师。而周作人、吴宓、杨振声、郁达夫、胡适、徐志摩等人，又是沈从文的恩师。据《沈从文研究资料》一书记载，一九三一年，胡也频遇难，丁玲入狱，沈从文也被武汉大学解聘，“胡适、徐志摩向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推荐沈从文任教职”。到一九三二年秋天，沈从文又随杨振声赴北京参与由杨主持的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工作，并经杨振声的推荐，从吴宓手中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一九三三年京派文学的异军突起，周作人、杨振声、吴宓是最为关键的人物，说他们是京派文学的精神领袖，也不算过誉。连郑振铎、巴金、靳以操办的《文学季刊》，也得到了周作人诸人的大力支持；《水星》、《骆驼草》更是在周作人直接支持下创办起来的文学刊物。是《水星》、《骆驼草》、《文学季刊》、《晨报》和《大公报》文艺副刊等诸多媒介一道，联合了周作人、吴宓、郑振铎、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沈从文、林徽音、凌叔华，巴金、李健吾、冯文炳、冰心、冯至、梁宗岱、曹禺、章靳以、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萧乾、芦焚、林庚等一大批新老作家，从而形成了足以与上海的海派文坛相抗衡的京派文学阵营。在一九三三年京派文学崛起之前，既没有那么多的文学刊物，萧乾本人也没有写出过像样的作品，他与周作人、吴宓之间更隔着两代恩师（杨振声、沈从文）的代沟，“没有我们毛孩子的份儿”，是再正常不过的社会现象，其实怨不得两位前辈。

正是打从《蚕》的发表开始，萧乾成了新婚不久的沈家的座上客。也正是由于恩师沈从文的推举，于１９３５年７月从燕京大学毕业的萧乾，才得以进入《大公报》工作，并继沈从文之后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因此也就有了萧乾与曹禺之间的正式缔交。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从美国归来的张彭春，再度邀请自己的得意门生曹禺回南开校园与自己合作，一起改译并排演莫里哀的《悭吝人》。这时候中国旅行剧团已经把《雷雨》演红了大江南北。盛名之下，张彭春动用了强大的阵容并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严格排练，还特邀留美归来并成为京派文坛又一位核心人物的才女林徽音担任舞台设计。十二月七、八两日，《财狂》在南开中学隆重公演，为配合《财狂》的演出，由萧乾负责编务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于十二月七日推出了“财狂公演特刊”，萧乾自己还在《南开校友》上发表《〈财狂〉之演出》一文，对曹禺的成功表演做出了充分的肯定与捧场：“他简直把整个自我投入了韩伯康的灵魂中。……在喜剧角色中，远了使我们想到贾波林（卓别林——引者注），近了应是花 …… 此处隐藏：1380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