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论文文档]浅析古今之道(3)

山的历史哲学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船山的思想就认为历史上事理是合一的，天道与人事是不分离的。天道并不空虚渺远，人事亦不盲目无理。他的方法是由人事以见天道，由事以明理。

董仲舒的思想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历史哲学的这一特点。汉武帝在向董仲舒的策问中指出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天与人、古与今不分割。董仲舒的回答深刻洞察了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汉书董仲舒传》)，直接将形而上的天人问题归结为形而下的历史问题，说明他对天人关系的思考源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董仲舒这一学术思想的渊源是《春秋》公羊学。《春秋》原为记事之史籍，后经孔子删削，整理为六经之一。到了汉代，经学家们宣称：孔子笔削春秋蕴有微言大义，以为《春秋》之书法在寓褒贬于记事之文字中，用以示正名，定序分。部《春秋》并不是一般史书，其旨在借事明义，为后世立不易之大纲大法。

董仲舒认为孔子作《春秋》就是要通过历史把天意表达出来，以作为人类道德法则和政治理念的源泉。他说：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他强调《春秋》是孔子上探天意，下质人情，参古验今，认为人类的行为是与天地之道相应的，是属于天地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子明瞭天意，通过作《春秋》向世人传达天意，推天施而顺人理(《春秋繁露竹林》)，以正是非，明得失，求王道之端，探大始之本。因此，《春秋繁露楚庄王》说：《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员。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

董仲舒以不修规矩不能成方圆，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为比喻，引申出一个君王即使再有智谋思虑，如不熟悉先王之道，就不能平治天下。古代圣人就是效法天道，掌握了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把天下治理得很好。这个道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那个道。尽管在不同时代不同圣人治理天下的具体方法不同，但这个道却是一样的。这样，他以奉天法古的思路试图既为当时政治提供历史借鉴，更为当时政治提供天道的依据。其实法天即法古，大数即大道。奉天法古之道，即治乱兴衰之道。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以《春秋》发凡举例，回答汉武帝的咨问：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汉书董仲舒传》)视前世已行之事属于历史的经验理性认识，观天人相与之际属于哲学的形而上学认识。《春秋繁露精华》云：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故难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是故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汉书五行志上》记董仲舒曰：《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道往，是指道春秋时代孔子做《春秋》时所内藏的历史精神;明来，则是董仲舒为明他所处时代所需要的价值原则。董仲书强调《春秋》之学不是要还原历史，而是要从中发现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鉴往知来，通过历史事实体天之微，明天之道，以为现实社会提供思想依据。这样通过类比推理的方式来阅读《春秋》，天道与人道、治道的关系就可以清楚明白。可以看出，董仲舒已将《春秋》转变成天的诸种规范模式的具体化，而这个过程似乎又渗透着孔子的意志把天与人类社会连接起来。[1]这样，他就立足于历史，立足于具体的人事的《春秋》及《公羊传》，拉入道他的天的哲学系统中去，在笃实明白的文字中，赋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