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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中的“乡愁”及其诗学特征

■张

放

中国文学的乡愁主题是贯穿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原题、母题，它得力于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话语对悲愁思想艺术价值的深刻认识与有力倡导，抒写离散、乡愁情结，并加以艺术审美提升，构成了中国古代诗学的一个基重视现实、珍惜美好本话语范式甚至是精神狂欢现象，这种以悲愁审美的倾向体现出了中国文学立足人间、的基本风貌情怀。而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学并驾齐驱，其互文性更是展现出感发、创作的才情与胆识。

［关键词］文论；诗学；乡愁；文学［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张

［文献标识码］Ａ

６１００６４）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０）１１－００９６－０８

放（１９５７—），男，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创作

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四川成都

乡愁是文学中的一个母题，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不少书写乡愁的不朽近年来，对中国乡愁文学主题的研究与关篇章。

“显学”。注很多，在华文文学领域甚至成为一门如果在中国知网上搜索一下，我们不难发现：研为什究乡愁的论文在众多研究选题中位居前列。么有如此多的人对乡愁这种颇有情绪化的文学类型如此关注呢？这显然有着许多深刻的、内在的、传统积淀与现实层面的原因。本文着重考察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乡愁书写及其诗学特征，以观中国文学乡愁主题表现的恒久魅力。

一、言愁：一道人文精神的盛宴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关乡愁的诗篇非常多。可以说，对乡愁的书写形成了中国诗文风貌

的一个基本特征，即：言愁、写愁、抒发愁情、为愁立象，从而造就愁人审美的意境，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如诗歌创作中愁字满眼、触处生愁的诗成吟咏转现象。杜甫就说：“愁极本凭诗遣兴，

（《至后》）诗与愁，凄凉。”既是一对孪生，也是一个悖论。众所周知，欧阳修曾说：“欢愉之辞难《丑奴儿》工，愁苦之言易巧。”而辛弃疾的一词更是加以具体形容：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却道天凉好个秋。说还休。欲说还休，

可见，写愁已成泛滥之势，纵使不说愁在骨“闲愁最。另，子里，表现出来的仍然“是情愁”“愁情万状”“载不动许多愁”苦”、、是离愁等，愁的意识、象喻与情绪浃肌沦髓，成为中国抒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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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一个大体面貌。

考察屈原到辛弃疾，再到黄景仁（他有“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著鞭”等名句）及至近代学问家王国维，我们倘若翻阅一下《静庵诗稿》，感觉两千多年来的愁情悲意，真是“河才洪泄”，一脉相承。世代的言愁文学仿佛一个人在那儿反复咏唱与永不厌倦地书写。借用西方文论的说辞，这简直就是一道精神的盛宴与文人诗学的狂欢。倘用“集体无意识”

（潜意识）来形容中国诗文作者这种共通的、几乎是本能、惯性的现象与思维，亦未为不可。

不言而喻，悲愁本来是不愉快的甚至是折磨人的一种情感，它趋于低沉、消极、痛苦甚至是悲观绝望，是悲剧内容的表现方式，但由于中国人将这种痛苦的情怀诗美艺术化了，宇宙精神化了，换句话说，已将其升华为一种提炼与纯净心声灵魂、

品质的手段，近乎一种集体交流的共鸣、分担，从而形成审美艺术快感与诗学建构，故痛苦绝望的成分因之大大降低，分享与分担的精神充实增加，在审美愉悦方面很大程度上消解或拯救了生存的沉沦与绝望。

我们翻翻中国古代文论，早先的主流话语，还是主张中庸平和、温柔敦厚的，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论语》）哀而不愁，乐而不荒。”（《左传》）大都讲究节度，如郭绍虞等人所论：“在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志’长期被解释成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情’被视为是与政教对立的‘私情’，因而在诗论中常常出现

‘言志’和‘缘情’的对立。有时甚至产生激烈的争辩。”［１］（Ｐ８）

事实如此，历史上

割裂志与情的文论，以后不久就遭到抵制与校正。情志如一，原本是一个东西。屈原是最不守规则”的人，他绝对不是“悲而不愁”，相反，满眼满纸都是悲愁。文论中有《毛诗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思涉乐其必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中的“乡愁”及其诗学特征

笑，方言哀而已叹。”刘勰《文心雕龙、养气》中的：“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辨骚》篇中对屈原评价“朗丽以哀志”、“绮靡以伤情”

、“故能气往烁古，辞来切今，警采绝艳，难与并能也。”给予了悲愁情怀很高的评价。孔颖达明确提出情志一体，可以愁———“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

（《诗大序正义》）这其中最坚决也最有趣的可以说是钟嵘，他的《诗品序》像是在场争辩一样，生动活泼，说了一大堆悲愁离别的事后论道：“凡斯种种，

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就全不把所谓的礼节教条看在眼里了。所以，

悲愁文学与文论的发展，是乡愁文学与文论的基础与推手，它们仿佛两个轮子，推动乡愁文学前行。

还有很多文论话语、形容，如司马迁、王充、曹丕等人，皆从诗学角度指出或暗示了悲愁艺术创作的合理现象，指出在抒发过程中对悲观情绪的释放、洗涤、提升与艺术化作用，这也无疑是人性、人情的一种高度历练与精神境界的别开生面。西方现代文论对这一美学原理以“移情说”概括之，详剖细究，总体说来，人间的喜怒哀乐中任何一种情感形态，经过艺术审美处理，皆可能移升为一种真实、高雅、创造、壮美、崇高的精神情怀与认知，对社会的健康发展、真理探求能够起到良好的促进与启迪作用。所以，西方特别重视与强调悲剧艺术，自亚理斯多德《诗学》以下，一直认为悲剧能够净化人的灵魂，唤起人间的互爱（同情）与关助。

“审美喜悦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同情感。”

“移情作用不是一种身体的感觉，而是把自己‘感’到审美对象里去。”［２］

（Ｐ２７１）

近代西方美学如叔本华、尼采到涡林格、理

查兹等都沿续强调这种文艺的移情、升华与救赎作用。如理查兹就认为：“悲剧的精髓就在于，它逼使我们暂时放弃这些手段去生活。”

“悲剧特有的净化是文学中最高妙、最稀罕之物”。［３］中

国文论诗学的精髓其实颇多吻合这一审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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