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拥有者就会按照利益最大化的思路去安排树木的砍伐和种值。当树木的自然生长率高于市场利率时，拥有者就会根据树木的市场现货价格与净现值之比，有计划地砍伐树木。在这时，木材的生产成本必然高于当树木没有明确归属时的成本，从而会部分解决砍伐森林的问题。

其次，当然应该看到，产权制度的改进也是有边界的。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还无法将大环境分割开来、并且个人化。所以产权制度的改进还无法将环境成本纳入到个人成本中去。例如上述的森林产权个人化，虽然将砍伐生物资源的机会成本算入了个人成本，却还是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所以由个人拥有森林，个人成本仍然会低于社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对森林的砍伐就会超过考虑环境成本时的均衡水平。这就需要政府的政策来补救。这个政策就是征税。即对砍伐的树木征收税赋，而对活木的买卖不征收税赋。其结果是，出售一定体积的活木比同等体积的木材要能获得更多的收益。这是因为，对木材价格的需求具有弹性，当砍伐税加到木材交易中去的时候，价格会上升，需求者会因价格上升而减少其需求，这等同于木材产权拥有者支付一部分砍伐税。而进行活木交易则无需交纳砍伐税，从而价格会比木材交易为低。由于没有砍伐税，卖者可以获得较出售木材为高的收益，而买者则可以买到较木材便宜的活木。这就鼓励较多地进行活木的交易，而较少地进行木材的交易。当出售木材比出售活木收入更少时，砍伐树木所获得的市场现值就会较低，用价格计算的树木的自然生长率就会较高，就更有可能高于市场利率。当活木生长的预期收益率超过市场利率时，树木拥有者就更不愿意砍伐树木了。由于可以出售活木，森林拥有者就有一个变现的市场，也不会因为急于变现而砍伐森林。只要政府对环境的价值有一个恰当的估价，征收环境税的办法就可以部分地避免信息在时间上分布的不均匀问题。这个恰当的估价需要对生物资源和环境的长期成本，尤其对环境破坏的临界点有一个有远见的估计。

（2） 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机制

第一，发展民间环保组织。在国外，致力于环保的NGO组织在环境保护上起着重要作用。近些年来，如“自然之友”、“绿家园”等一批民间环保组织在我国发展起来，并开始产生影响。但总体来说，这个因素在我国仍然很弱。民间环保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环境和生态保护问题上社会力量高度不均衡、不对等的格局，用组织的因素来抵制破坏环境和生态的力量。

第二，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法律的作用之一是解决社会力量不对等，从而使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行为能够维持在一定的边界和框架之内，在环境和资源问题上同样如此。中国目前最直接最迫切的问题是在法律上保护环境污染的受损者。

第三，造就其他保护环境与资源的社会力量。如传媒和消费者运动等。

第四，树立政府新的政绩观、企业将保护环境和资源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环境问题的产生十分复杂，要解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除了要明确产权，采取征税等措施，以及改变社会力量的不均衡以外，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当人们真正意识到环境与生存息息相关，并能自觉的维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与措施才真正起到了效果。

总而言之，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也即人类的生存发展必须依靠环境的支持。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环境，与环境保持和谐的关系，走可持续道路。

[参考文献] 阿兰．兰德尔，《资源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

盛 洪，《 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与政府政策》，2005年。

黄锫坚，《经济观察报》《探寻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路径》，2005年8月22日。 叶文虎.创建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理论的思考.199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