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术的安全性及其影响

信仰相违背的。但是，应当区分克隆人类和把某些克隆技术应用于人体细胞以便了解如何操作基因。这些了解可能导致出现一些治疗方法，例如，为癌症病人制造骨髓；为烧伤病人生长皮肤组织。因此，制订任何反对克隆人类可能性的法规必须谨慎从事，以保证好的研究不至于也被粗心大意地弃之不顾。而这些好的研究工作有助于创造更高效率的牲畜，也有可能生产用于人类医药的蛋白质，适合于人体移植的器官和创造用于研究人类疾病的动物标本。

无论如何，将现阶段的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正如克隆出绵羊多莉的Wilmut早先所言，是“非常不人道的”，现在克隆人的科学家难以推脱这种罪责。但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世界前进的原动力，它终究会推动法律、制度和社会观念的改变。20多年前对试管婴儿的怀疑和指责之声不绝于耳，而到今天，试管婴儿已被评为20世纪最重大的科技成就之一，并作为不孕症者的主要挽救手段之一而被接受。因此，当有朝一日克隆技术被证明能安全地应用于人类自身、并受到完善法规的约束以防滥用，或许“生殖性克隆”技术也会成为治疗不孕症、器官移植等疾病的一个选择。而到那时，法规制度、社会舆论和人们的观念，也可能会有适度的调整以接纳克隆人。

13．5 生物武器

目前在所有对生物技术潜在危险的担心中惟一变成现实的就是生物武器。化学战已经足以令人惊恐万分，而生物武器则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恶魔。化学毒剂是没有生命的死东西，而细菌、病毒和其他生物毒剂则有可能传染并具有繁殖力。若是生物毒剂在环境中安营扎寨，它们便有可能成倍繁殖。不同于任何其他武器的是，生物武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有些生物毒剂能使人残废，而有的生物毒剂则能致人死亡。例如，埃博拉病毒(Ebola)可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内使多达90％的受害者死于非命。在最后阶段，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会在不断抽搐、发抖和猛烈摆动、全身痉挛的过程中死亡，在身躯周围洒下已受污染的血液。埃博拉病毒无医可求，无药可治，就连其传播方式也不清楚，是通过与感染者的血液或体液或遗体的密切接触，或只是通过吸人其周围的空气，均不得而知。最近在扎伊尔爆发的埃博拉病毒大流行促使人们对该国的各个地区实行隔离，直到其自然泯灭为止。 幸而迄今为止，以生物武器为手段的恐怖主义行动仅限于极少的案例。1984年9月，在美国俄勒冈州一个叫“达尔斯”的小镇上，人们在几家餐馆就餐之后约有 750人生了病。1986年在联邦的一次审讯中，AmandHila供认，她和附近的一伙狂徒在和俄勒冈州本地人发生冲突之后，在四家餐馆的色拉上投下了沙门氏菌，这些细菌是在这伙狂徒的一个大牧场的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根据美国技术评估局 (OTA)1992年的一份报告，将生物毒剂用于作战的例子同样也很罕见。或许第一起有案可查的生物毒剂使用时间发生在14世纪。当时，一支围困卡法(黑海边上俄国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个海港)的军队将感染了鼠疫的尸体抛射到城墙以内。在美国独立以前十三州时代的北美，据说一位英国官员将来自天花病医院的染有病原菌的毯子送给印第安人，目的是想在印第安人部落中引起一场流行病。20世纪得到证实的生物毒剂使用实例是日本在30年代和40年代利用鼠疫杆菌及其他病菌对付中国；还有伊朗和伊拉克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也曾使用丁生物武器。

人类历史上很少使用生物武器，这一点可以从多方面得到解释。生物武器的一些潜在使用者或许不熟悉这方面的知识，不知道如何将病原体用作武器；此外，他们可能害怕自己因此而受到感染。而一些国家以及恐怖分子之类之所以不愿使用生物毒剂，也是因为这类毒剂从性质上说是不可预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细菌或病毒通过突变可以产生新的毒力或失去原有毒力，其结果可能和投放者的战略意图背道而驰。而一旦释放到环境中，一种病原体有可能对进入该环境的任何人构成威胁，使得使用者难以占据该区域。

目前潜在的生物毒剂有炭疽杆菌(能引起炭疽，有可能致命，除非大量接触，否则疫苗和抗菌素可以防止炭疽发生)、肉毒杆菌毒素(是目前已知最毒的毒素，能导致肉毒中毒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