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与新功能、新技术等方面之间尖锐矛盾,从而使“文艺复兴”转向技术进步和建筑新形式的探索。

1929年重庆建市,直到1936年的抗战前夕,这段时间城市发展速度加快了。1931年12月,为解决吃水问题而修建的重庆第一个自来水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造出来的。设计者是建筑师税西恒。此工程原由德国西门子洋行主办,后改由华西兴业公司建造。蓄水池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其水塔造型仍因袭西方古典主义风格(图6)。1932年9月为进一步改善重庆的市政状况,以胡叔潜、胡子昂为代表的华西兴业公司又承接了重庆第一个电厂——大溪沟火力发电厂,其设计交由建筑部主任技师汪和笙承担,并邀请上海基泰工程公司协助结构设计,在厂房中首次使用了钢筋混凝土大跨结构,这两项工程的实施表明,重庆近代建筑在新材料、新技术的使用方面有了新的突破。1929年7月巴县人沈懋德等人倡议兴办的重庆大学正式成立,这是一所文理科综合性大学。1930年建成的理学院是一座仿教会建筑的中国式房屋,平面呈“山”字型,下部两层,屋顶开老虎窗设阁楼层,屋角起翘,檐口及檐角由“撑杆”出挑,青石、青瓦、砖木混合结构,此类型的建筑在重庆也较多。如1930年由卢作孚创建的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今重庆博物馆)、1933年建成的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办公楼(今市28中图书馆,图7);1935年在新市区修建的义林医院(现市外科医院,图8)等等,都是较典型的“折衷主义”建筑。其手法大多采用以西方砖石结构做主体,而以中国建筑的屋顶及细部做装饰,“之所以要如此配置,说明了人们对中西两极分别肯定了中国建筑的精神意义和西方建筑的技术与功能,而否定了西方建筑的精神和中国建筑的技术功能”。

1934年是近代中国建筑界思想、事件变化最剧烈的一年,是第一代建筑师从前期耕耘到后期收获的转折点,经此,建筑活动大体进入了“中国现代主义”早期阶段。建筑师们除在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城市活动外,在重庆也开始他们建筑创作实践,他们将先进的设计思想与经验带到重庆,为重庆的现代建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首先便是来自上海基泰工程公司的著名建筑师杨廷宝,他于1934年受重庆金融巨子康心如的聘请来设计重庆美丰银行大厦,其造型是中国大布币,远远抛开了沿海一带按柱式设计银行的老路子。建筑高6层,局部7层,全钢筋混凝土结构;外墙底部用青岛崂山黑色花岗石贴面,上部用泰山无釉面砖;主入口用卷门、板门、玻璃门共3层;用钢窗,内设电梯。底层营业大厅面积约200m2,高达两层;3～6层作办公。这是重庆早期出现的较现代的近代建筑。继后,有1934年建成的四川商业银行和1936年建成的四川饭店(图9),其正立面都采用西方古典柱式;重庆川盐银行也在其附近,是座现代化的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只有建国银行造型虽奇伟(圆柱体)却是砖木结构。1936年落成的中国银行基本保持了上海时的风格。这些4～8层的新型公共建筑全都集中在小什字附近,是重庆最早形成规模的金融区。这些银行建筑有两个共同的显著特点:一是,采用了钢筋混凝土、水泥等新材料,采用了砖石钢木混合结构、钢架结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等新结构型式,采用了供热、通风、电梯等新设备和新的施工技术;二是,由中国建筑师自己设计,在设计风格上已经开始了由古

典主义向现代主义方向转变,这些建筑虽为过渡时期的作品,却显得相当成熟。

四、抗日战争时期——现代建筑运动的开始(1937～1945年)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939年8月5日定重庆为特别市,1940年9月4日定重庆为陪都。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大批的机关、工厂、学校、医疗、科研、交通与金融等机构迁入重庆,难民也大量涌入,从而导致重庆的人口急剧增长,市区面积急剧扩大。到1937年总人口由1929年建市时的23万猛增到47.4万,市区面积由建市时的8km2猛增到1943年9月的281km2。而当时的迁建区东起广阳坝,南达南温泉,西抵白市驿,北至北碚,总面积达1940km2。抗战时期的8年,是重庆城市发展突飞猛进时期,城市建设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数量上,都是空前的。由于时值抗战,经济发展受到极大影响,这从本质上给建筑的发展带来了限制,城市基础设施和普通住宅并没有多大发展,大量建筑集中在工业、办公、高级住宅以及学校、商业等一些公共建筑方面,其建筑活动和创作思想是活跃的。这时期由于内迁,许多营造厂也涌入重庆,1925年只有15家营造厂,到1939年向政府注册登记的营造厂就达250家,其中甲级单位就有60余家,其中包括象华西兴业公司、馥记营造厂等这样的大型建筑企业;同时也荟萃了一些著名的建筑师、工程师,如杨廷宝、黄家骅、茅以升、欧阳春等等,他们对重庆的建筑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段时期的建筑活动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建筑。抗战爆发以后迁渝的工厂,大多在两江沿岸和川黔公路沿线征地建厂。1862年由李鸿章创建的金陵兵工厂,1937年9月搬迁到江北的陈家馆;张之洞创建的汉阳兵工厂及湖北铁厂分别迁到长江边的鹅公岩及大渡口;1938年由广东入川的第二兵工厂在长江峡口对岸的唐家沱建厂;由河南迁来的豫丰纱厂在嘉陵江边的土湾建厂;由汉口迁来的裕华纱厂在长江边的翘角沱建厂。这些厂房大多为单层厂房,砖木结构,用竹、木、石、土等地方材料,由他们自己设计与施工完成。其特点是施工快、造价低、就地取材。在此之前,重庆几乎还没有什么大型工业项目,这些厂的内迁逐步形成了重庆工业的骨架,为重庆以后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重庆的几个大型厂如嘉陵、建设、长安、望江、重钢、重棉等都是从此发展起来的。

2.公共建筑。这段时期修建了许多公共建筑,如由杨廷宝设计的国民政府办公楼,它是在原四川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舍基础上改建的,是一座筒瓦屋顶的中国“宫殿式”建筑,此外还有他设计的青年会电影院、农民银行及两路口中国滑翔会跳伞塔等;由基泰工程公司设计建造的山东

省立剧院(今抗建堂,图10);由哈雄文、黄家骅设计的国民大会堂等,以及象中央南方局及军驻渝办事处(今红岩村革命纪念馆,图11)、国民参政会等其它一些办公和文化建筑。这些建筑的显著特点是从当地传统建筑出发,运用新的设计手法去设计,用当地的材料去修筑新功能的建筑。虽显俭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