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的将这外来建筑的优点融合在本民族的传统建筑之中去。勿庸置疑,鸦片战争敲开了闭关自守的大门,随之而来的洋教建筑也掀开了重庆近代建筑史的扉页。

二、通商开埠——殖民式建筑的传入(1891～1928年)1890年3月31日,中英《烟台条约续增条约》在北京签字,规定重庆开埠;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开关,颁布《重庆新关试办章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开埠之后,作为内陆沿江城市的重庆也被纳入世界市场范围,封建经济内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背景和建筑生产条件下,近代新类型建筑也陆续出现,此时建造了一批洋行、领事馆、教会、学堂、医院等房屋。在这些建筑活动中,新型式、新材料、新技术的运用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是当时的传统建筑前所未有的,同时对当时的传统建筑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影响。

重庆开埠之后,首先登场的是外国的洋行建筑。在南岸的龙门浩和市内的望龙门一带有英国人修建的太古、怡和、立德、隆茂、卜内等洋行;美国人修建的利泰、永丰、后理等洋行;德国人修建的西门子、日本人修建的武林、日清等洋行,到1911年即先后建起的英、美、德、日洋行50余家。这些洋行建筑多半由外国建筑师设计,材料由外引进,结构型式以砖为主,其平面布局及空间处理上因袭欧式生活方式,而极富欧美风格,是典型的殖民式建筑。但是,由于设计师们生搬硬套,设计时并没有考虑当地的气候环境及生活方式,使得这些建筑并不能适应重庆潮湿、炎热的气候。例如:有的建筑墙厚达50cm,室内还设有壁炉。随着洋行的不断增多,商务活动日趋频繁,进出口货值与日聚增,但是“土货积滞,洋货畅行”。洋行的增多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建筑业的发展,社会经济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其次是外国的领事馆建筑。早在开埠前的1890年,英国人便率先在通远门的五福宫侧修建了自己的领事馆,其后美国、法国、德国也在其附近修建了自己的领事馆,于是这地方便逐渐形成了重庆有名的领事巷。这些建筑也多是典型的殖民式风格。就以法国领事馆为例(图3):它建于1895年,其立面被外凸的砖柱竖向分为三段,券廊造型,中跨稍向前凸,中间是一简化的教堂圆窗,柱头由绸缎的幔帐,装饰华美,颇具巴洛克风格。但其建筑由于多采用了木结构,这与西方古典外衣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违反了材料、结构和施工方法的特点,因而使这类建筑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1920年修建在临江门顺城街魏姓商人住宅,就直接仿“洋楼”而修建的。该宅位于一座山头上,面朝嘉陵江,平面为一字形外廊式建筑,三层,砖石造。面江一侧作正面处理,其廊柱分柱基、柱身、柱帽、柱间用砖拱连接;柱帽、券拱与檐口都有线脚,柱头装饰为科林斯风格,整个建筑立面做工精细,雍荣华贵。该建筑1926年曾由日本领事馆租用。此外,还有一种比较突出的建筑类型即教会建筑。位于二仙庵的法国仁爱堂修道院,建于1900年,与法国领事馆毗邻,其平面为F形,长约70m,面积4000m2,三合院内设拱廊,入口处的柱头为科林斯式,其它壁柱则作爱奥尼克卷涡,内设礼拜堂(图4)。室内也多采用木结构,屋顶则采用四坡顶。

1929年2月15日重庆正式设市,潘文华任首任市长,至此应该说重庆建筑风格还是以殖民式建筑为主。1917年民

族资本家杨文光创建的聚兴城银行,其风格就是当时流行的殖民式风格。它座落在新丰街上,高4层,面8间,底层中部6间列柱门廊,2、3间为圆拱形窗,顶层是狭长的矩形窗。设计者是留日本归来的余子杰。抗日战争时期该建筑曾用作国民政府的外交部。1930年通远门外纯阳洞旁建成的一座“菩提金刚塔”则是殖民式建筑的典型代表。这是一座兼容多种风格的建筑,是1927年重庆市政府开辟新市区,因迁葬古墓太多,用以安魂与镇鬼而修建的。在方形基座上是方形塔身,四面方整,用阴刻《佛说阿弥陀经》全文。塔身四角为爱奥尼克涡卷柱式,塔身上边是一须弥座形方“表”,横书“菩提金刚塔”5字;再上是一座喇嘛塔,复钵北面有一拱形龛,龛内供奉一尊菩萨;复钵十三天的顶端为宝盖,两侧有翼形装饰图案(图5)。这是当时新市区建设中出现的多种建筑风格的缩影。

从开埠到建市的这段时期里,重庆的新建筑活动虽以殖民式建筑为主,却也出现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殖民式建筑在“植入”的同时,开始吸收本土及它来文化建筑的优点,新材料、新技术的引进,给这些建筑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我们不难看出,这段时期的建筑创作大多是由洋人操纵,因而无论在类型上、数量上都是十分单一和有限的,但它至少反映了重庆近代建筑技术的一些发展变化。

三、“文化复兴”——传统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反应(1929～1936年)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制,结束了封建皇帝的建筑活动,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在“中体西用”旧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近代教育运动的兴起,中国开始出现自己的建筑师队伍;另一方面,在洋务运动中崛起的民族资产阶级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导致银行、商业等领域的新型建筑迅猛发展。中国人出资,请中国建筑师设计,再由中国人自己的施工建造,这一系列的建筑活动,彻底改变了以往由洋人操纵一切的被动局面,标志着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近代建筑活动的开始和中国近代建筑队伍的形成。中国建筑师的早期队伍几乎都是留学回国的,他们目睹西方诸国建筑事业之发达,反观我们建筑事业之落后,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从而在1927年冬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建筑学会”,到1932年又扩大为“中国建筑学会”。这期间的理论探讨、设计实践、学术交流无不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们在西潮冲击下所萌发出来的反帝的民族主义情绪。事实上,当时国内建筑界出现的“中国文化复兴”思潮,正是对传入的西方建筑的文化反应。拿建筑史与社会史相对照,可以看到这种民族情绪的产生有其殖民地国家思想发展的必然性与逻辑性,建筑上的这种思潮同时也是近代文化环境影响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建筑界发出“发扬我国建筑之色彩”的呼声,从此开始了对“中国固有形式”的探索。就其创作方法来说,“中国固有形式”实质上是折衷主义的一种表现,而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建筑师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新功能、新技术上,而把艺术造型当作设计焦点。建筑空间布局往往被纳入某几种固定的构图形式框框,古典西方建筑形式被当作教条,而在不同的建筑类型上加以模仿、拼凑,这是他们受学院派影响的结果。由于近代建筑功能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学院派的创作方法已经越来越暴露出折衷主义建筑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