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西安事变(2)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头痛，做他部下倒霉’……结果是‘害朋友，毁部属’。那么，张学良发动此次兵谏，也是毫无计划，全为头脑发热所致？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从没有过这种方式的兵谏。兵谏等同于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因为无论从常识或逻辑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变政见，一旦重获权力，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方式。张学良就是这样一个不按逻辑，不遵常识，不想后果做事的人么？其实要说张学良做事全无计划也不尽客观，大陆发表的史料已证实，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秘密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见面会谈，提出“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攻，内外夹攻，把蒋扭过来”的方案。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以哲、刘鼎。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张学良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另外，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无药可医，也是张学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张学良不但接受并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还向第三国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由于张学良的父亲有杀共历史，入党申请被拒绝。

张学良发动兵变，与其说是头脑发热，不如说也是当时时局所定，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张学良看到剿共的艰难性。东北军先后六次偷袭红军，结果都没有获得战果，后来才知原来当地的百姓都已经成了中共的眼线，东北军的一举一动全看在眼里，张学良闻后深感东北军已经陷入了中共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后来，张学良曾经对蒋介石说：“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你我都没有老百姓支持”，再加上中共的领导人非常杰出，所以共产党“剿不尽，杀不绝”，但蒋介石驳斥了他的观点。再之，蒋介石用类似西北军，东北军这样的被他视为“杂牌军”的部队来剿共，“是一斧两砍，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东北军从长城抗战到剿共的全过程中损失的一切弹药，经费，人员，南京中央政府均不予任何补偿。由于缺少抚恤，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普遍敷衍了事，不跟共军真打。地方军阀最重视的并非蒋介石的命令，而是自身的军事实力。更何况延安并不像蒋介石所想象那么好打，不仅张学良的部队屡屡遭到挫败，在四川阻击红军的川军、同时奉命剿共的胡宗南的中央军也都损失惨重而未伤红军主力，从这个角度说，张学良与共军停战是必然选择。

其次，国内的爱国情绪高涨。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仅拒绝了张学良、杨虎城联合抗战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9日，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中正请愿示威。蒋中正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了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由此看来，张学良发动兵谏也不无思考。

西安事变成就了张学良，虽然西安事变过后，张学良几乎都被幽禁，但是张学良却成为了中共的千古功臣。张学良自我评价在事变之后几十年间，张学良一直坚持：“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应该被枪毙；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没有做错！” 作为一名军人，张学良深懂军规，就算到死都不怪罪蒋介石长期软禁他。张学良说，“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