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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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于1936年12月12日发生在西安。事变当天，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的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获得释放。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分水岭”，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拉开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

历史是一面镜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看镜中影像。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直接策划者与参与者，关于张学良的举动，不同人有不同的评价，大陆方面坚持认为张学良是名族英雄，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宋美龄对张学良的评价非常正面，称张学良的西安事变：“他（张学良）不要地盘，也不要钱，他要牺牲。”台湾把张学良贬为“千古罪人”。 蒋介石则言：“汉卿糊涂！” 台湾作家柏杨断言：“将来无论是统是独，张学良都不是英雄。”而胡适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在做完了《张学良口述实录》一书后，这样评价张学良： “如果没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性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

究竟哪种说法更为合理？这些首先该从张学良本身研究起。

张学良从小不爱读书，喜欢的是毒品、女人，据说有11个情妇，张学良给无数人题了无数的打油诗，其中一首自我画像可能是：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张学良自我评价道：“我这一生有三爱：爱打麻将；爱说笑话；爱唱老歌。只要有的玩，我就不累。” 年轻时代的张学良，确实是个多情种，他曾自诩：“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 张学良不仅个人品行不行，就连指挥打战的能力也是为人诟病。张学良为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从他的军阀父亲张作霖的所谓军事学校“讲武堂”一毕业，就被任命为旅长，那年他才19岁；而当年底就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发动西安事变那年张学良才36岁，就已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是除了蒋之外，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这样一个吸毒成性、沉湎女色，子承父业的公子哥（张学良是在父亲被暗杀后匆促继承父业，成为东北军最高长官）在抗日战争中都不被看好，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著名知识份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蒋介石接到胡适等人电报后复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地质学家丁文江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热河失守后，全国舆论沸腾，从此张学良被人骂为“不抵抗将军”。 张学良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东北军和红军交手两次，两次大败。

著有《张学良侧写》一书的台湾作者郭冠英是张学良的崇拜者，和张“往来甚密”。但他也表示，张学良“是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这种人共事，‘做他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