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通过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渔阳里弄堂发生的故事,展现中国近代历史社会的变迁,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反思当代人的思想。

渔阳里故事

——在黑夜寻找的只眼

2010年的8月，上海，骄阳如火，连续数日的高温冲破40C,互不相让的地铁里，随处可见拎凳蹲坐的疲惫脸孔，每一个地铁出口，把守着警察和武警。巨大的焰火、拥挤的人群、滚烫的天气，在这个暑假，一位头发斑白的华人学者携老伴，观望了一身火红的“东方之冠”后，休息了一天，等到次日太阳西天斜照时，在一位修长的靓丽女大学生的怂恿陪同下，来到上海的时尚地标——新天地，倘徉、小憩。因女生认为：这里有美女、跑车、葡萄酒和咖啡，可在新石拱门的墙角，留下倩影，追忆张爱玲的岁月。一路上，夫妇俩称赞着：上海的巨变、女生的机灵及其流利的英文。三人在熙攘的STAR BUCKS，抿过咖啡，走到一大会址。老人打量了门檐良久，问身边的女生，“你知道渔阳里在哪吗？我们去看看”。她迟疑了一会，说：“我去问问”。她飞快地跑向人群，晚风抚起她乌黑的长发，高底鞋“噔噔”向西，直到高架挡住了去路。她得到的是一个个摇头，包括排着长队的出租司机。后来，夫妇拦上出租，去了宾馆，女生在新天地的十字路口，挥手，耳边传来酒吧的歌声——

渔阳里，这个隐藏于淮海路两侧梧桐树下的石木拱门，没有新天地表面的新装，肢体的整容，没有招摇的玻璃幕墙，没有灯红酒绿的奢侈，就像三个亲兄弟，历经政治的风云、商业的大潮，从里而外，持守着生而具来的本色，近一个世纪，没有改变。老大环龙路渔阳里，诞生于1912，老二霞飞路渔阳里诞生于1918，三弟白尔部路渔阳里，诞生于1930，从南自北，深居于黄金闹市街后，被霓虹遮盖，挤在墙角，简朴、安静。然而，她孕育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火种，闪烁着的理想光辉，让世博会馆址的前身——洋务运动的象征——江南制造局的宏大建筑群，黯然失色。即使高楼栉比的陆家嘴金融区，也难望其项背。今天，却被大多国人遗忘，知其身世者甚少，尤其是年轻人。

环龙路渔阳里

紧挨着复兴公园北侧，有一条不通公交的马路，不宽，即使深秋十月，依然梧桐如盖，它就是南昌路，原来叫环龙路，为纪念一个法国著名飞行员——Vallon。这条马路没有淮海路高大的商务楼，没有宽敞的奢侈品商场，是一排比肩而居的弄堂，临街开着一爿爿小店，大部分是卖服装的。街上没有急忙的车辆，看到的大多是自行车，电瓶车，有人骑，也有停靠在梧桐树下，偶尔也有收破烂的，骑着旧三轮，摇铃而过，常常也会碰到几个金发大眼的老外。就在这并不急促，也并不起眼的小街，行人即便走到100弄那淡灰色的渔阳里弄堂口，也不会留心其中的故事。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陈其美任总务部长，襄助孙中山建立革命军队的重任。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10月，陈其美在环龙路渔阳里5号安家，作为中华革命党上海机关总部，策动讨袁起义。

陈其美在渔阳里领导的上海起义失败了，但起义为革命党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吹响了号角，打响了护国战争的第一枪。12月25日，革命党人蔡锷、唐继尧、李烈钧联名组织护国军在云南起义，南方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袁世凯称帝之梦破灭。

江南制造局，由清廷重臣曾国藩、李鸿章1860年代建立，是洋务运动时期最大的兵工厂，曾令西方列强为之赞叹，可谓是清政府最得意的高科技堡垒。陈其美不过一介书生，或者是《民立报》的一名外勤记者而已。他召集而起的上海各界参加的起义军，有的仅仅是佩戴大刀长矛的武林侠士，其装备与江南制造局的西式武器可说是血肉与炮弹之别，侠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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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的陈其美不是不清楚江南制造局强大的火力，但他毅然孤身冲锋了,结果是江南制造局墙头升起了白旗。熊熊的烈火昭示着什么？仅仅是陈其美怀揣的三民主义？跟随他数千人响彻上海云霄的怒吼？只见那捆绑他坚固的铁网高墙像枯木干薪噼啪燃烧。

环龙路渔阳里5号的对门，就是渔阳里2号。彼此之近，可以打开窗户说话。2号同5号一样，是一幢老式的石拱门，二层，砖木结构，有天井和阳台，早先是柏文蔚的住宅。

1920年2月19日，除夕的上海，寒风嗖嗖，陈独秀悄然抵沪，搬进环龙路渔阳里2号。 挫折、贫困与家庭的重负，淤积在37岁陈独秀的内心，成为其心中的火焰，需要释放。他意识到生机断绝的国民精神比政局的动荡更可悲。他必须首先在黑暗的中国高声呐喊，惊醒愚弱的国民，竖起民主与科学的旌旗，引领一场社会思潮的启蒙运动。于是，陈独秀向已是出版商的老乡汪孟邹提及他的心声——办一份杂志。新杂志为月刊，刊物由陈独秀负责编辑，不管销路如何，群益书社每期支付陈独秀稿费加编辑费每月200元，每月一期。1915年9月15日，名为《青年杂志》的刊物面世，刊登了《青年杂志社告》，宣称“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益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

16开本的《青年杂志》，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宛若春雷初动，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如果说，陈独秀的思想是一根蜡烛上的火苗，那么《青年杂志》就是干薪，火与薪，在冷夜里，成为一团火焰。

陈独秀带着《新青年》从上海走进北大，自然升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使这所高等学府茅塞顿开、生机盎然。很快,围聚在陈独秀周围的有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

北大给了陈独秀释放思想的舞台，而且有了正在成长期的观众，《新青年》强大的舆论号召力，如磁石，吸引着莘莘学子，冲决封建思想的藩篱，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独立思考，其中就有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对中国古旧思想界的一场地震，唤醒了睡梦中的国民，引发的深远振动波，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共产党成立，汇聚在渔阳里的一批知识分子，热火朝天地投入到探索拯救中国思想的激流中。

霞飞路渔阳里

沿南昌路西行，到精致的思南路，右转，再走几时米即进淮海路，然后右转向东，走过一段多是三四层的品牌店，就会看到拱形的红砖门楼，那就是霞飞路渔阳里。本来它和环龙路渔阳里是相通的，后来加了围墙。如果新天地里的“一大”会址是共产党演出的一场舞台的话，那么霞飞路渔阳里与环龙路渔阳里共产党诞生的襁褓，是常年居住的家，见证了一代青年的葱茏岁月。不得不补充一句，白尔部路渔阳里也在霞飞路，只是要再向东走，过一个十字路口的北面，因白尔部路渔阳里建成的时候，大革命已经完毕，这里就不谈及了。而霞飞路渔阳里6号，不仅是华俄通讯社、团中央的办公处，也是外国语学社教学的地方、《伙友》编辑部。

几乎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在维金斯基的建议下，陈独秀和戴季陶召集沈玄庐、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俞秀松、金家风、袁振英、叶天底等人，密商筹备团组织。当时，法租界对革命党的行动严加监视，于是由张继、柏文蔚出面，请与法租界有密切关系的人帮助，以霞飞路渔阳里6号戴季陶寓所为团址，办了一所“外国语学社”以遮耳目。1920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戴季陶的寓所成立，陈独秀指定21岁的俞秀松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团务由施存统负责，总务由杨明斋负责，事物由俞秀松主持。俞秀松、杨明斋首先在外国语学社的进步青年中发展团员，他们吸收了罗亦农、李启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祯、傅大庆、柯庆施、周兆秋、梁柏台、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廖化平等人为团员。不久，北京、长沙、武昌、天津、广州等地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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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社，实际是一个外语培训学校，目的是培养干部，使之掌握基本的外语知识，能阅读马列著作；为以后被派往苏俄进修打基础。学生半天上课，半天自修，除了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外，学社还发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作为必修课。外国语学社创办于1920 年9月，由魏金斯基的翻译杨明斋负责。 魏金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杨明斋和王元玲教俄文，李达教日文，李汉俊教法文，袁振英教英文。有时陈独秀也去讲课。

外国语学社虽说在《民国日报》登招生广告，其实仅是噱头。学员大都是各地党团组织选送来的，如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就是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介绍而来。学员毕业之后，一部分被送往苏俄学习。

外国语学社从成立到结束，历时10 个月。它没有操场，简陋得几乎像个家庭补课室，老师们没有很高的工资，他们满怀马列主义，或许没有给任何一个学生发文凭，但学社培养了一大批共和国的元勋。现在霞飞路渔阳里，弄口常常坐几个老人，偶尔也有蓝衣的环卫工来聊聊天。狭窄的院落，到处是居民伸出的竹竿挂着短裤、衣衫。一个巨大的垃圾房与厕所并肩，散发着扑鼻的臭气。屋檐下的通水道里溢着脏物，背阳的楼梯抖抖豁豁，黑暗杂乱。不知今天那些捧着金光闪亮的洋文凭还是国产文凭的博士、硕士，MBA，那些上市的培训学校掌门人、那些生活在如同开发区的大学校长，到霞飞路渔阳里参观，不知是怎样的心情？鄙视？羞愧？赞叹？无语？

渔阳里的邻居

环龙路渔阳里的同侧，44号（南昌路180号），是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废除旧党章，采取新规约，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党的政治纲领。中国国民党本部仍设在环龙路44号。

正是因为渔阳里有如此辉煌的历史, 所以在火红世博会的那个暑假，我与上至93岁的七八个长者，在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石库门天井，开始了海派文化研究——后来就成了我们今天的筹建中的渔阳里文化研究会。在我们收集资料和实际考察中，我们发现自己竟然行走在近代革命的圣地——渔阳里，缘由是这块以环龙路（今日南昌路）渔阳里为圆心，半径不足700米的石库门区域，见证了从辛亥革命到共产党成立，从国共合作到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的历程。渔阳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十月怀胎而诞生的红色圣地，也是国共两党合作共容的摇篮，同时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思想发源地、宣传中心。那里有湖南人创办的《天问》与《向导》杂志，有湖南人参与创办的博文女校，有湖南儿童就读的大同幼稚园。在渔阳里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为民主救国而奔走、呐喊的先驱，绝大部分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而且最长的足迹是湖南人，他们有：李燮和、黄兴、宋教仁、章士钊、傅熊湘、李达、李忠、周佛海、蔡和森、蔡畅、何叔衡、毛泽东、杨开慧、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毛岸英、丁玲等等。

其可歌可泣的故事，所缔造的伟大功绩，化为不灭的民族精神，闪耀在海内外华人居住的每一个角落。渔阳里，灰砖青瓦，简朴、安静，还原汁原味地躲在繁华淮海路的后庭院落，隐藏在梧桐树下，知道的人并不多，尤其是我们这些闯荡上海的湖南人。

今天我想告知各位：在你们身心疲惫的时候、在你们无事可做的时候、在你们牵着爱人双手的时候，在假日，你们把父母接到上海的时候，在你们教育孩子的时候，你们是否可以去渔阳里那破旧的石库门走走，去看看聂氏花园与聂中丞中童公学那斑驳的红砖墙。我相信你会明白我们湖南与上海的不解之缘，会明白我们先辈在昔日上海滩的影响力。会明白我们今天的位置，不被沾沾自喜的骄傲阻挡征程。

高楼拔节，城市人口与面积急剧扩张，渔阳里显得更小，以致人们不晓得它的存在。但自由、民主曾在石拱门的简朴弄堂里得到了绽放、飞翔。那段激情燃烧的日子虽然短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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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让不远处的江南制造局等宏大建筑蒙羞。无论是陈其美等革命党人，还是起初创立共产党的陈独秀、戴季陶们，他们都是一群壮怀激烈的年轻人，而且几乎是青一色的留学生，从事着报纸的采编、翻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把救国救民作为生命的媒体人、牧道者，是真正的民族脊梁。当时共青团的书记俞秀松仅有21岁。渔阳里凝聚着年轻的汗水、鲜血和灵魂。

在1920年代，渔阳里释放的能量可谓是中国思想史的又一个春秋战国。五四运动点亮了中国知识分子奋起的星空，同时也照出了黑暗中国的枯朽篱笆，来自西方的每一种令人信服的“先进的”学说在“国中之国” 的上海,都会找到一派年轻的支持者。陈独秀由于在五四运动中的英勇表现而极大地提高了威望。1920年初,陈独秀逃离北京前往渔阳里，继而与孙中山的追随者戴季陶成为邻居，不久，各种各样的学者在此聚集，中国的“文艺复兴”从北大转到了渔阳里，燃起熊熊的火焰。这里不仅可以进行口头辩论，而且可以用刊物影响普罗大众。尽管当时陈独秀等人对剥削的资本主义与进步的民族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特色____列宁主义的认识，还很简单。然而渔阳里成了国共两党及广泛的社会团体彼此碰撞、辩论、牵手的小屋，“有良心的学者”生活的乐园，思想的王国。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罗素的追随者、“社会民主党人”、民族主义者在一年的争论中，最终涌现出两党的合作构架。很可惜，这种文艺复兴的火焰在中国两大近邻——苏俄和日本的干扰下，随着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的浓浓硝烟弥漫，被淹没炮灰之中。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90个年头，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倒计时，已滴答在响。时光流逝的岁月已使青瓦红墙褪色，渔阳里所述说的故事也慢慢被遗忘。

真相，理应告诉未来，信念，总会缔造精神。一条南北高架，反仿佛一堵厚灰的高墙，阻隔渔阳里、一大会址彼此张望的阳光。一大的周围，在一个香港商人的创意下，贴上三十年代的砖瓦，把弄堂里的每一个墙角，化妆，打包成一件看似摩登的花瓶——新天地，以“石库门”卖相，让老外以为像30年代的租借地，让80、90的年轻人痴迷于张爱玲的生活。凭特定的历史地段，在广告和媒体的忽悠中，获得了浮躁社会暂时的商业成功，撬动起地产商们的灵感。他们不再理会是否切割历史，是否让历史回归本身，让建筑存活。他们毫不犹豫，用白纸般的地块，在上海复印出一个个“新天地”。

眼下是世博会盛大的焰火、广州亚运会金光闪闪的奖牌，照耀中国。玉树的颤抖，盘曲的泥流，静安的浓烟，突然让弹指网游的帅哥、美女，在视屏上目睹了胜过好莱坞大片的震撼。看不完的大片，撩人的选秀、玩转不尽的游戏，花哨的发财课本，合上电脑，钻进被窝，谁还愿搜索《孙文越飞宣言》的话语，思考海峡对岸一位蒙古族后裔席慕容的诗句：

远远远远地高过海面

高原上安静躺卧着的

象菊花一般清澈的湖水啊

萨彦岭下是我们失落了的

库苏古泊

被别人取走了的金银

我们会唤叫着去夺了回来

被别人取走了的马匹

我们会骑上更快的马

再去抢了回来

被别人轻易取走了的唐努乌梁海啊

怎么从来没听说有哪一个子孙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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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她流下过一滴泪来？

然而，夕阳西下，新天地的霓虹和蜡烛在跳跃而起时，成堆成对的人群，特别是年轻人涌进新天地。酒在体内慢慢的升腾，从心直穿头顶，狂欢在“石库门”的子夜中，漫游张爱玲的太虚幻境，品尝“海派”的浓味，体验绝妙的街区：设古董店，有钟、有玉，还有藏匿深处的琴行、画廊、照相馆、旗袍店……粉色的旅馆，点着柔弱的灯光；形形色色的游人，或同志，或客户，或恋人，或同学，……舒展身体，婀娜多姿。一切尽在歌舞酒食中。

笑声、杯声、打击声，新天地在沸腾，高架一侧的宁静渔阳里是听不到的. 风起云涌，梧桐呼叫，月高星稀，渔阳里飘荡着即将一个世纪的声音：

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

莫在如此的昏迷沉饮；

烈火已将燃到你们的脚边，

你们总不起来自己生命？

呀，趁你们的声音未破，

快把同伴们唱醒；

趁你们的热血未干，

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拼命。

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

本没有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

只有向自己的仇敌挑战，

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

渔阳里告诉了中国什么？或许正是那位华人学者在世博会其间要寻找的心声。不知那位女大学生知道吗的？中国的年轻人知道吗？今天的媒体人、老板、明星，探寻一次渔阳里，是什么样的心情？恒星大的问号，令渔阳里仿佛化身为一艘出海的方舟，上面乘着几个渔民，尽管浪翻竿梢，疾风灌耳，他们依然拼命划桨。因为他们看到晨曦启东，尽早打上几袋鱼，赶快回家，喂养等待中的妻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