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翠林

主编：郇九孔

成员：李相友、陈根生、贾玉玲、蔡东刚、杨述香、赵伟韬、高骞、潘振富、钟音、隋玉梅、许文丽

我们为什么要读诸子 鲍鹏山

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诸子？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到两千多年前诸子那个时代去，为什么还要认识他们？讲这样的话题，实际上涉及历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历史对我们为什么是必要的？这是历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现在史学界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史学就是史料学”。这句话是傅斯年说的，意思是说我们研究历史的学问，就是去整理、校正、搜集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史料，然后尽量去探索历史的真相。这句话理论根源在德国，但我对这样的史学观点一直是怀疑的，因为它没有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为什么历史对于我们是必要的？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人，为什么要去了解历史上的某一个史料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探究历史上某一件事情的真相呢？不能说明这个问题，你就不能证明历史学对我们今天的价值。

历史的本质在于它的价值，而不在于它曾经有过的事实，它可能不是一个事实，但它是一个价值。我们史学家到图书馆去翻故纸堆，就只是找到历史的事实吗？就算你在历史的故纸堆里面找到了这段记录，这个记录本身就是真的吗？办公室里今天有两个人打架，你明天找在场的人来叙述，不同的人叙述的都不一样。那么记录在纸上的，成为文字的，就一定是真的吗？也不一定。所以我说，历史的真相往往是不存在的，历史最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价值而存在，为我们提供生活中的参照系，给我们提供一种判断的标准，甚至有的时候，也给我们提供一种判断的方法，这才是历史的价值。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说：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个不断增加自己的东西。这句话包含着怎样的内涵呢？就是说历史不是发生过以后就照那个样子定型了。它会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移，自身不断增长。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当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当我们有了更多的经历，对整个人类有了更多的人生体会以后再去看历史时，你会发现以前没有发现

的东西。也就是说，历史的总量增加了。历史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两千两百多年前，诸子把他们的思想成果用文字的形式已经定型下来，放在那个地方，这就让从汉代到今天的我们每一代人都仍然能够解读他们，给他们增加内涵。

面对历史，我们将要作出的贡献是，当这个大雪球滚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尽努力在这个雪球上再附着一点东西，让这个雪球更大一点，我们的历史越来越丰富，我们的历史就越来越伟大，我们的文化就越来越深厚。而不是拿一把凿子去凿，看看里面最终的事实是什么。因为最终的事实也就是那一团雪。所以历史的过程是一个价值增生的过程。我们今天读诸子，读出了和古人不一样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比古人聪明吗？不是的。因为今天的我们比古人有更多的生活经验，有古人没有的经历。我们把这个经历和经验，糅合到诸子的思想里面，所以诸子从我们的时代滚过的时候，从我们这个时代汲取了东西，就变得更加丰富。

历史对于我们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历史也是一个不断地让现实更有内涵和深度的东西。我们都生活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但我们每个人对这个社会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在上海居住，我也在上海居住，你面对着中国，我也面对着中国，你面对着世界，我也面对着世界。但是你拥有的人、拥有的世界，和我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历史积累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历史能让现实更有内涵，更有深度。一个文化程度相对高的人，他拥有的现实就比我们一般人多，所以他看得更深。我写庄子的时候讲过：对我们而言，这个世界不是太大，而是太深。我们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深度呢？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东西，让我们可以更深地下潜，让我们可以更深地深入到现实内部。实际上我们不是深入历史，我们是深入现实。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就像一艘潜水艇，它可以带着我们下潜。只有拥有历史，你才有能力下潜。所以，汤因比说，历史是一个能够不断增加自己的东西。现在我也可以讲一句话，历史是一个不断地让现实更有深度和内涵的东西，历史也是一个不断地让现实更有内容的东西。你想更深地了解现实吗？那么你就必须了解历史。你想更深入地进入这个世界的内核吗？你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吗？甚至你想更深入地了解我们人自身的人性吗？你都必须借助于历史，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对我们是必要的。

科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话就是说假如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就不能够深入历史。只有思想才能在现实中发现思想，只有思想才能在历史中发现本质。

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不是太大，而是太深。诸子典籍有多大？《孟子》就四万多字嘛，《庄子》也就十多万字嘛，不大。但问题是它们深不可测。两千多年了，从诸子死后，一直到今天，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下潜，想找到这些典籍最深的地方。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根本不知道，它们最深的地方在哪里，它们不是太大，而是太深了。

实际上它们真的有那么深吗？其实它们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深入的可能性。真正深的是这个世界，是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太丰富多彩了，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增加了先秦诸子典籍的分量，而不是它们增加了我们的分量。

所以我们说认识历史，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的时代，认清自己的方向，认清我们在历史上的位置和历史责任。讲到这儿，我还要讲一句关于历史的名

言，克罗齐讲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你以为你在研究古代吗？实际上都是在研究今天，在研究现实。

中国古人讲到历史也有一句话，叫“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这句话包含着很好的内涵，就是说有很多东西，我们在当时，在较短的时间里面不能对它作出正确的判断，要对这个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必须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假如给你一粒种子，你不能够判断，这个种子将来会开什么花；给你一朵花，你不知道它将来会结什么果；给你一棵幼苗，你不知道它将来会长成什么样的材质。所以你必须等到这粒种子开花、发芽、长成大树，才能判断它的本质是什么。必须有时间，有一个完整的过程，才能有一个全面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历史是我们形成正确判断的必不可少的元素。我们中国人对一个人的判断常用到一个词，“盖棺定论”。我们说三岁看到老，那是一种猜测，盖棺才能最终定论。但是我们还会发现，即使盖棺了，就一定能定论吗？还不行。为什么？每个历史人物，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期，我们对他有不同的判断。

一群人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民族，是因为这一群人有共同的历史，以及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的文化信仰。没有共同历史的人，没有共同的文化信仰的人，你把他们临时凑在一起，那只是暂时的一群人，一群乌合之众。但是假如这一群人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一代一代共同生活下去，最后他们形成共同的历史了，他们就成了一个民族。

所以说，没有历史就没有民族，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要消灭一个民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肉体上的种族灭绝，还有一种就是消灭这个民族的文化，把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从他民族的记忆中抹去。

文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没有历史就没有文化。没有历史可以有科学，可以有技术，但不会有文化。因为文化要在历史的过程中才能够形成。

讲到这里，我想谈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全民宗教信仰的民族。按说没有宗教的民族是有严重的先天不足的。首先这个民族的凝聚力是有问题的，其次是这个民族的道德体系是有问题的。但是看看中国的历史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民族有着其他民族都不能具有的强大凝聚力，而且虽然没有宗教，我们仍然是非常富有道德感的一个民族，是一个活得很体面的民族。而且在全世界的范围里，中华民族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自己历史的民族。并且在漫长的时期里面，我们这个民族还有辉煌的历史，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为什么历史没有中断，并且能够创造出那么辉煌灿烂的文化？我们靠什么？靠四个字：史官文化。孔子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走上历史舞台的，老子也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走上历史舞台的，老子的身份本来就是柱下吏，是国家档案馆的馆长，实际上就是一个史官。孔子好古，他整理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史学编年著作《春秋》。史官的出现，预示着神话、巫术和原始宗教的衰落。反过来说，当我们这个民族原始的宗教没有达到充分发展，没有发展为全民族的信仰，没有变成我们民族的道德屏障的时候，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是史官。

所以在中国，我们可以讲，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历史实际上成了我们道德上的屏障，我们什么都不怕，但是我们怕死后遗臭万年，怕别人最后给我们一个鉴定。我们中国人特别看重死后

追悼会上的悼词。这是对历史的尊重。所以我们说，历史就在这样的层面上影响了现实，它作为一种观念告诉我们，人不仅仅活在现在，还可能活在未来。你不仅仅要今天活得好，不仅仅要图今天活得快活，还要想着将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所以历史是一个无形的存在，它让我们的行动有所收敛，让我们不仅要过一个潇洒的人生，还要过一个有尊严的人生，经得起考验的人生，经得起将来被别人推敲的人生。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阻止了我们道德的堕落。

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来自什么地方呢？来自我们传统的教育。教育在中国，这个功能太强大了。我们真的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的教育就是培养一些劳动者。教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培养全民族共同的价值观。有了这样共同的价值观，这个民族就能够凝聚起来。大家有共同的价值基础，我们就能够共同在一个国度里面生活。民族的凝聚力就来自这些。所以我前面讲到了，什么叫民族？民族一定是有共同文化的，一定是有共同的历史的。没有历史肯定没有民族。中国人为什么那么重视历史？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没有宗教，我们必须找一个东西来代替宗教的功能，这就是历史。

读先秦诸子，就是让当代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做个有良知的人。你在工作中、生活中，一定要带着你的良知。假如你把良知丢失了，你去读诸子，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他们能给你安一颗心。给你安一颗有良知的心，给你安一颗有道义的心，给你安一颗有正义感的心，然后你才能明白，怎样才能真正地体面地生活着。

马丁·路德·金，讲过这样一句话：国家强大不是经济强大，不是技术强大，不是政府强大，国家的强大是国民的强大。难道国民的强大就是每人带着一把枪？不是这样的，国民的强大就是国民都是有人格的，国民都是有是非的，国民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是体面的生活，国民的内心里面都是有良知的。

所以在中国，我们为什么要读诸子，我们为什么要读传统经典，是因为我们必须有一个体面的生活，我们这些人可以组成一个体面的民族，才能真正实现中华的崛起。

（本文是上海书展期间作者在上海图书馆的一次讲演录音整理稿。）

“布衣”中走来的圣人——真实的孔子 陈卫平

在泰山以南不远的地方，有一片蜿蜒起伏的丘陵，这就是曲阜。在曲阜城的中心，有一条阙里街。街的西面，耸立着巍峨的孔庙。在孔庙的大城殿，有一尊仿清代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形制重塑的高达3.3米的孔子像：头戴冕旒，身着冠服，正襟危坐，高贵而威严。如果你以这个帝王模样的 至圣先师 就是孔子的真空，那就错了。其实，本来的孔子，是个以教师为主要职业、博学多才却不甚得志的 布衣 。因此，在同一孔庙的圣迹殿西壁上，唐代吴道子所绘的 孔子行教像 ，也许更接近孔子的真貌：阔衣搏带，拱手站立，须髯拂胸。额前的几道皱纹既铭刻着饮经的风霜，又记录了诲人不倦的辛劳；鼻上的一双眼睛既充满着智慧的目光，又流露了到处碰壁的惆怅；嘴边的一丝笑意既表达着乐观的执著，又体现了仁爱慈祥的情怀。

不过，孔子的真实容貌，由于没有可靠的文献资料，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晓了。但是，孔子的一生在中华大地上留下的足迹却是实实在在的。循着这些历史的足迹，一个真实的孔子就从 布衣”中向我们走来

1. 光荣与没落

那是金秋收获的季节。

一个躁动于母腹的小生命也成熟。公元前551年9月22日（厦历八月二十七日），在这平凡的日子里，诞生了伟大的孔子。自然，伟人降临人世的第一声啼哭，并不比其他婴儿更为悦耳动听。但是，孔子在刚出母胎时就具有了大多数婴儿没有的东西——显赫的贵族家世。这在当时是十分光荣的。

这光荣的家世，可以追溯到殷周交替之际。周武五灭殷，将殷朝末代君主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封于宋。他的嫡传后代弗父何（孔子第十代祖）把本应由他继承的国君之位，礼让于其弟，从此美名传四方。弗父何的曾孙正考文（孔子第七代祖），国佐过宋国三朝君主，以谦恭俭朴和熟悉古文献而被时人称誉，相传《诗经》里的《商颂》，就是他追念殷商祖先所作的史诗。正考文的儿子孔父嘉（孔子第六代祖），在宋国贵族的内讧中被杀，其后代为避祸而逃难到鲁国，以孔为姓氏。从此，这贵族世家如日薄西山，渐趋没落了。

它的最后一道余晖，就是孔子的父亲。他各纥，字叔梁，是孔父嘉的五代孙。孔纥在鲁国的前几代是默默无闻的，而他虽然只是个失掉了世袭贵族特权的的低级武官，但却颇有名气。这主要是立了两次战功。一次是公元前563年，鲁国和几个诸侯国联合攻打一个叫盒阳（今枣庄市峄城区南）的小国，孔纥随军参战。当先锋部队攻入盒阳城时，守城的人把城门上吊起悬门放了下来，企图把进攻的部队拦腰截断。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孔纥飞步上前，用双手托起悬门，使先入城的部队安然退出。另一次是公元前556年，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孔纥率领两名次和300名武士，以英勇无畏的气概，一举突破齐国军队的重重包围，打退了齐军的侵扰。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孔子出生前的12年和5年。孔纥的战功，为其光荣的家世增添了勇武的阳刚之气，却未能改变其自身的社会地位。

不过，在刀光剑影中厮杀出来的英雄总是受到世人敬仰的。凯旋而归的孔纥，以年逾花甲的岁数到颜家求婚。出于对英雄的爱慕，不满20岁的颜徵在，正值青春妙龄，却愿意嫁给他。但是，由于两者的年龄相差悬殊，不合时尚风化，因而这桩婚姻遭到了社会上的奚落。直至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仍用“野合”两字来描述这桩婚姻，隐寓着嘲讽之意。

无论有怎样的冷言冷语，孔纥对这桩婚姻却是满腔热情的。这不仅是因为妻子年轻美貌，而是因为他怀抱着一个希望——生育一个能重振这贵族世家的儿子。在这之前，孔纥曾娶过妻子，并生有一男孩，但他是个瘸子，难以出人头地，光祖耀宗。于是，孔纥和颜徵在结婚后，就来到尼丘山祷告求子。曲阜城南面不远的群山中，五峰连峙，林壑优美，中峰就是尼丘山。孔纥夫妇俩登上尼丘山，在林涛和山风的伴唱声中，虔诚地做完了祈祷。不久，他们果然生下一个男孩，就给孩子取名叫丘，字仲尼。“仲”即老二的意思。这男孩就是孔子。

孔纥看到自己的希望有了最初的落实，不胜欢喜。但是，他没能等到希望完全成为现实的那一天，就病故了。这时孔子才3岁。孔纥的去世，意味着这个家庭世代沿袭的贵族身份终止了。他撇下的孤儿寡母成了一般的平民。颜徵在满含着悲伤的泪水，带着年幼的儿子，离开原来居住的陬邑昌平乡，迁移到鲁国国都曲阜城内的阙里居住。我们今天看到的孔子故宅，就是在这原址

上经过多次翻修重建的。

孔子就出身于这样一个既有着光荣的贵族家世而又完全没落的家庭里。

孔子所在的鲁国，则有着另外一种光荣和没落。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一是黄河下游的晋、秦、虞、虢等国；三是长江流域的楚、吴、越等国。

鲁国位于今山东省西南部，北依泰山，与齐为界，东临大海，西南接壤于宋、卫，自然环境与经济条件均较各国优越。

与各国相比，最值得鲁国自豪的，是它的文化传统。殷灭周兴，周武王将功劳最大、威望最高的太公望和周公旦分别封于齐和鲁。周公是武王的胞弟，是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并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周王朝的典章制度和礼仪音乐（即人们所称的上广义上的“周礼”），多半是由他制订的。周公在周王朝初期长期担任执政，其儿子伯禽代理他做了鲁国的国君。但禽带来了其他国家所不能得到的天子专用的礼乐、器物、曲册，使鲁国成为惟一能用天子礼乐祭祀天地祖先的诸侯国。他还带来了太史、太卜等文化事务和管理者和官吏。伯禽治理鲁国，严格依据周礼的规定，变化和改革鲁国原来的风俗、礼乐。在伯禽的多年经营之下，周礼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在鲁国得到完善的保存和发展。在这当时来说，是十分光荣的。因为这一文化传统是统治阶级正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直到孔子出生的前后，对于这一文化传统的因循仍是鲁国的光荣。孔子8岁那年（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公子季札到了鲁国。特别令他兴奋的是听到了鲁国保存着的较完整的周朝乐歌。当他听到《周南》、《召南》两部分乐歌时就说：“真好啊！这反映出中代建国的基础已经有了，只是还点草创的的光景。其中表现着勤劳，可是没有怨意。”以后，他又饶有兴味地听了郑地、齐国、幽地、秦国、魏地、唐地、郐地的民歌，并作了或是称赞或是批评的评论。他又听了宫廷音乐《小雅》和《大雅》，也顺便夸奖了几句。他还见识了周代以前的音乐歌舞，其中相传为舜时的乐曲《韶》最使他陶醉了。他十分欣赏地说道：“我已经听到并看到最好的了，再有其他的音乐，我也不想享受了。”在季札满意而归后的3年，即孔子11岁的时候，晋国使臣韩宣了来到鲁国。他从鲁太史那里见到《易象》和鲁国的史书《春秋》，既羡慕又感慨地说：“周礼都保存在鲁国啦！”从这两件事可窥见：周礼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在鲁国是十分完备和相当悠久的。

然而，就在季札和韩宣子将这视为鲁国的无上光荣的时候，这一光荣比往昔已暗淡了不少。还在孔子诞生前的43年（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开始向私田征收赋税，承认了私有土地的的全法，而周礼则把普天下之土地都归属中天子所有。在孔子诞生前的11年（公元前562年），鲁国的大夫“三桓”即鲁桓公三个儿子的后代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把鲁国军队编为三军，三家分有其一，国君的权力从而大为削弱。这种行为是对周礼所规定的君臣等级名分的趣。鲁国了解和研究周礼的人也日益减少。《论语》里记有鲁国的宫廷乐师纷纷星散异乡：太师挚逃到了齐国、亚饭①乐师干逃以了楚国，三饭乐师缭逃到了蔡国，四饭乐师缺迩到了秦国，打鼓的方叔入居黄河之滨，派小鼓的武入居汉水之涯，少师阳和击磬的襄入居海边。孔子26岁（公元前525年）时，东方小国的国君郯子来朝鲁国。孔子得知他精通少昊氏时代的官制历史，

便匆匆赶去请教。后来，孔子对人说：“我听说过天子那里没有人管研究这类学了，这类学问在四方蛮夷那在却还保存着，现在我相信这一点了。”在孔子出生的前后几十年间，周礼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在鲁国比较迅速地没落下去了。

这是时代的反映。春秋时期，是新兴的封建制逐渐取代陈旧的奴隶制社会大变动时期。在这一社会大变动中，原先滋生于奴隶土壤的周礼文化传统趋于没落，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谓的“礼崩乐坏”。对于鲁国来说，它原被称作周礼文化传统最为浓厚和悠久 “礼乐之邦”，因而这一文化的崩溃和没落，在它那里引起的震动和痛苦无疑要比其他诸侯国理为强烈和深刻。

家和国，双重的光荣和双重的没落。年幼的孔子生长在如此的氛围里，不能不感受到这样的氛围，不能不为这样的氛围所熏染。

这在孔子童年已有所反映。他不像一般儿童那样上树捉鸟、下河捕鱼，而是把泥土捏成方形和圆形的祭器，把它们摆列出来，模仿祭祀的礼仪，练习着磕头、揖让等。这是孔子常做的也几乎是惟一的游戏。这固然说明孔子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生活是穷困的，因而没有得到过什么合适的玩具。但是，从中也依稀可见某些蕴含着的意识：缅怀祖先的光荣家世来安慰其现实的没落地位；向慕周礼的光荣传统以叹惜其时下的没落趋势。

在童年孔子的幼小心灵里，这些意识无疑是潜在和模糊的。然而，随着孔子年龄的增长，这些意识就变得日益明显清晰了。我们将会看到，他的一生，就是以挽回这双重的没落和重振这双重的光荣为己任的。为了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孔子进退于政治舞台和文化教育事业之间：政治抱负无法施展则退而从事文化教育，同时又以后者作为跃向前者的进身之阶。但前者带来的是挫折，后者带来的是成功。

2、挫折与成功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孔子慢慢长大了。贫贱而艰辛的家境，使他的身上很少有富家子弟的纨绔气，而是萌发出积极向上的志气。孔子在15岁已经立下了学习的志愿。不难想象，在这之前，孔子肯定不止一次地向母亲提问： 我的父亲是是谁？他在哪里？ 颜徵在也肯定不止一次地向孔子叙述过光荣的豪世。这自然激励着孔子从小就产生了跻身仕途而重返贵族行列的志向。然而，这需要掌握体现贵族的政治规范、处世方式和生活情趣的周礼。因此，孔子在15岁所立的志愿里，包含着学习做官的本领和学习周礼所代表的文化传统这两个方面。

不过，真正坚定孔子学习志向的，是这样两件事：

在17岁上，母亲去世了。维持生计的辛劳，年轻寡妇的凄凉，使得颜徵在心力交瘁，30多岁就离开了人间。依照当时的礼仪，母亲是应该和父亲合葬的。可是孔子不知父亲的墓地在何处。为什么会这样呢？后人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母亲对儿子讳避了父墓所在；有的认为颜徵在不知孔纥的墓地在何处，无可告知。不管出自什么原因，这总给孔子办理母亲的棺材暂且停在一条叫 五父之衢 的街上，借以引人注意，好向人打听父亲墓地所在。这大概是他考虑到自己的父亲是位有声望的英雄，总会有人记得他的坟地。孔子的这一举动，果然吸引了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这时，从驻足围观的人群中走出一位老婆婆告诉孔子，他父亲葬在曲阜城东南的防山。于是，孔

子把母亲也葬在那里了。对孔子来说，这件事的重要性不在于显示了他已学到的礼仪和办事的能力，而在于原先从母亲口中听来的光荣家世终于得到了确认。这一确认极大地激发了孔子登上贵族政治舞台的雄心。

于是，就在他安葬了母亲后不久，发生了这样的事：鲁国的执政大夫季孙氏宴请名流，正在居丧的孔子家着腰间束有麻带的孝服，兴冲冲地跑去了。谁知季孙氏的家臣阳虎向他呵斥道： 我们请的是有地位的，并不招待叫化子。你走吧！ 孔子吃了一个闭门羹，只好退了下来。他对这样的羞辱是难忘的，因此后来终生讨厌阳虎。其实，阳虎倒是刺激他发奋求学的恩人。经过这件事，孔子懂得贵族家世并不是入仕的通行证，要改变现实地位必须依靠自己的加倍努力。

如果说前一件事使孔子的勤奋好学学生的沉重的责任感，那么后一件事则使孔子的勤奋好学有了更强烈的紧迫感。

于是，在通往政治舞台的道路上遭到最初的挫折之后，孔子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学无常师，把社会当作课堂，随时随地向一切人学习。他的名言是： 三个人块儿走路，其中就准有我的一位老师。 他博学多问，不放过任何一个求知的机会。他只要有机会进入鲁国祭祀周公的太庙，就不停地问这问那，有人轻视地说： 谁讲这个孩子知礼呢？他进了太庙什么都问，懂得什么呢？ 孔子听了并不生气，因为在他看来，疑问是知识的母亲。他深思多虑，力求对知识有真正的把握。他向师襄子学琴，学了一些日子后，师襄子： 可以学新的了。 孔子说： 我只学得曲子，拍子还不准确呢。 过了些时候，师襄子说： 拍子行了，可以学新的了。 孔子说： 还不行，我还没有深刻地理解作者呢。 再过了些时候，孔子才说： 我现在已体察到作者的为人人风貌了，这是个思想深邃、性情乐观而又眼光远大的人，除了周文王，谁还能作这样的歌曲呢？ 师襄子由衷地佩服，恭恭敬敬地挺起身来说： 我们学习的正是文王所作的《文王操》啊！

如此勤奋刻苦学习的人是不多见的。正如孔子自己所说的： 在十户人家的村子里，找我这般忠厚信实的人不难，可是找我这样积极学习的，就很少。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四年的学习，孔子已精通了当时想要参与贵族政治并取得社会地位的人所须掌握的 六艺 。 六艺 即礼、乐、射、御、书、数，它们的主要内容是：熟悉周代礼乐一类的文化传统；懂得军事知识，包括射箭之类的武术；能自己驾着车到处周游，进行交际活动；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和文字表达能力，并写得一手好字，具备一定的计算能力。

六艺 在身，使孔子在20岁左右就有了博学多能的小名气。在他阙里住宅附近有一条街叫达巷，那里的人称赞道： 孔子这么渊博，他会的东西实在不少。 孔子的名声从街头巷尾传进了宫廷殿堂。在19岁结婚，一年后得一个儿子。当亲朋邻居前来道喜时，鲁国的国群鲁昭公派人送来了一条大鲤鱼，以示祝贺。孔子受宠若惊，便给儿子起名叫鲤，号伯鱼（伯是老大的意思）。不言而喻，这里寄托着鲤鱼跳龙门的希望。

不过，仅凭这点小名气还不能一下子腾跃龙门。贫贱的社会地位，决定了提供给孔子第一次施展治国才干的地方，只能是一个相当低矮的台阶。孔子在20岁以后，当了两回小官。一回是 乘田 ，其职责是管理牛羊。在那个时候，祭祀是重大的事，而祭祀则需要肥壮的牛羊，因此，乘田的责任还是相当不轻的。孔子对此充满了信心，说： 叫我管牛羊，我就要把牛羊养得肥肥

大大的。 果然，他养的牛羊膘肥体壮。别一回是 委吏 ，其职责是管理仓库的帐目。孔子对此很有把握，说： 叫我管仓库，我就要把仓库进而的帐目计算得清清楚楚的。 果然，他管的帐丝毫不差。但是，这样的政绩并没有使孔子在仕途上跨上更高的新台阶。

孔子虽然不免有些惆怅，但还是坦然地说道： 不愁没有官位，只愁自己没有赖以站得住脚的本领；不愁没有人知道自己，只求自己成为值得别人知道的人。 因此，他在从政受挫之后，依然孜孜不倦地攀登着文化知识的山峰……

寒冬腊月，端坐陋室，荧荧豆火之下，孔子聚精会神地读书简。

盛夏酷暑，奔走四方，炎炎烈日之下，孔子大汗淋漓地向人请教。

秋高气攀，漫步河畔，习习凉风之中，孔子苦苦思索着宇宙人生。

春回地暖，徜徉花丛，融融春光之中，孔子细细琢磨着诗句乐理。

……

这样，在30岁左右，孔子的学业不仅远远超过了 六艺 ，而且把被后人尊为 六经 的《诗》、《书》、《礼》、《乐》、《易》、《春秋》都系统地融会贯通了。他的名气与日俱增，有不少人愿意做他的学生。孔子在自己住宅的小院里，垒起了一个讲坛，坛边栽了一棵银杏树。银杏多果，预示着桃李满天下。从此，孔子开始了杏坛讲学的教师生涯。以后孔子曾追忆道： 30的时候，我的思想成熟了，我的教育事业有了开端。

孔子兴办教育的本意，是要求现弘扬周礼文化传统的志向： 传统古代的文化传统而不标新立异。 同时，他认为这是参与政治的另一条途径。因此，当有人对他致力于教育而不热衷于从政感到不解时，他就解释道： 《尚书》说：‘孝就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这样的道理应用于政治。’这也就是参与了政治，何必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呢？ 可见，孔子是想通过办教育来继承和发扬正在没落的以周礼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从而影响政治。在这里，进而热衷于出仕人政和退而专心于文化教育是统一的。

尽管孔子办教育的本意是维护传统，然而他这一举动的本身却是打破了传统。在这之前，教育为贵族官府所垄断，所谓 学在官府 ，即是对这种状况的写照。春秋后期，随着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就为形成专门进行文化教育工作的士阶层准备了条件。没落贵族的子孙当无禄可食时，就常常凭借自己的文化知识而加入以士的行列中去；一些平民也在学到一些文化知识之后而跨进了士的队伍。孔子第一个开创私人讲学的风气，不仅冲破了 学在官府 的传统桎梏，而且成了士阶层的最早的重要代表人物。

杏坛热闹起来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起来求学。孔子招收学生的规定非常简单：任何人只要拿10条干肉作主学礼，他都给予教育。因此，孔子的许多学生出身于下层平民。如颜回住的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清贫生活；子路食藜藿，到百里之外背米以奉养母亲；子张在鲁国被视为 鄙人 ；曾参亲自种瓜，他母亲则纺纱织布；闵了骞曾身着芦衣为父亲推车；仲弓的父亲被称为 贱人 ；原宪居住在贫民窟，穿戴着破旧的衣帽；公治长是曾在缧曳之中的犯人。可见，孔子的教育是面向社会大众的。

孔子办的私学，很快取得了成功。他也由此而名闻遐迩。办学不过三四年，孔门学府盛况空

前。鲁国之外，卫、卞、齐、陈、宋、蔡、郑等国，甚至西方的秦国都有人拜孔子为师。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孔子所收的学生中以鲁国人为最多。孔子的私学，不仅吸引了民间学生，而且令贵族刮目相看。鲁国的贵族孟僖子，十几年前陪同鲁昭公访问楚国，在引导鲁昭公参加对方欢迎仪式时，因为不通晓礼节而洋相百出。他直至临终前，仍为此事而感到羞愧，因此叮嘱他的两个儿子： 孔丘是圣人（指商汤）的后代，我死后，你们一定要拜他做老师呵！ 齐国国君齐景公亦曾遣使来聘孔子，孔子虽然未去，但在鲁国国内的名气就更大了。

据说南宫敬叔在做了孔子的弟子之后，曾陪伴老师风尘仆仆地来到周朝京都洛阳，会见了道家的创立者老子。是否确有其事，学术界意见不一。不过，在山东嘉祥武氏墓群石刻中，倒有一幅 孔子见老子 的汉画像石，生动地展现了两人会见的情景；左面头戴高冠、身着长袍的孔子，手捧一石雁，作为拜见老子的贽礼；右面的老子亦高冠长袍，挂着曲足杖，拱手相应，其身后一人手捧简册，即表示老子令人拿出他保管的文籍档案来让孔子翻阅。这里不准备评论此事的可信度，只是想说明，即使此事为后世道家所编造，那么编造者亦认为孔子在30多岁时已由办教育而成名。因为年高德劭、学识渊博的老子是不可能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相见的。

孔子的私学之所以吸引了众多的学生，不仅仅是因为其招收学生没有严格的种种限制，更是因为孔子具有教育家的伟大人格。他对学生是严格要求的，宰予大白天睡觉，浪费了大好的学习时间，孔子作了十分严厉的批评： 腐烂了的木头雕刻不得，粪土似的墙壁粉刷不得。 但他绝无那种师道尊严的架势，而是对学生充满了感情。冉耕生了重病，孔子亲自去探望，将要永诀时，他拉着冉耕的手，痛惜的说： 这样好的人竟生这样的病！这样好的人竟生这样的病！ 爱怜之心溢于言表。在学问上，孔子和学生之间，常常互相问难，彼此切磋。他提倡在真理面前学生不必对老师让步的精神，说出了 当仁不让于师 ①这句至理名言。他把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少于。他曾对学生说： 我没有一点不向你们公开的，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 他是如此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孔子的学生陈亢曾以怀疑的口吻向问孔子的儿子伯鱼： 你在你父亲那里是否还听到一些我们听不到的特别新异的教导呢？ 伯鱼答道： 我私下听到过的两次教导，就是父亲告诉我：‘不学好《诗》，就不会使言语典雅’；‘不学好《礼》，就不懂得立身处世的准则。’ 陈亢高兴地说： 正人君子对自己的儿子也不偏爱。 孔子平易近人，和学生打成一片。他常常和学生一起唱歌，学生们也常常席地而坐，一边鼓瑟操琴，一边和孔子交谈着自己的志向。

孔子以学识更以人格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他的得间高足颜回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我抬头仰望老师的道德和学问，越望越觉得高大，我努力钻研，越钻研越觉得深广。老师善于一步一步地诱导我，用各种典籍来丰富我的知识，使我想停止前进也不可能。 在孔子另一个著名弟子子路身上，最能体现孔子的人格的感染力。也路是孔子招收的第一批弟子中的一个，只比孔子小9岁。他性情粗犷，喜欢把公鸡毛插在帽子上，把宝剑装在野猪鞘里，为的是显示英武。他欺凌过孔子，但孔子深刻的思想和雍容的态度终于使其折服，他诚心诚意地拜孔子为师，但又坦白直率地多次批评孔子。孔子乐意接受他的批评，但也常常指出其鲁莽的缺点。子路跟随孔子差不多有40年，是和孔子最没有师生距离的门徒之一。

正是这样一种弦歌诵读、师生融洽的学习环境，吸引着更多的人成为孔子的学生。这些学生

聚集在孔子的周围，孔子的思想如春雨入土般地滋润着他们的心田，他们又把孔子的思想传到了自己所到之处，儒家学派由此而形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学派。它的破土而出，预示着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即将来临了。

这样的时代意蕴并非是孔子所能认识的，他直接感受到的是由此而带来的盛名。不过，孔子没有满足和陶醉于这样的盛名。尽管孔子以为教育可以影响政治，但这毕竟是间接的，总不如直接从政来得过瘾。因此，孔子身在杏坛讲学，心在留意鲁国的政治变幻，等待着从政的机会。

然而鲁国的现实太让孔子失望了。鲁昭公大权旁落，季孙氏的季平子把持朝政。公元前517年，季平子和另一贵族邱昭伯因斗鸡而发生了冲突。原来，在元斗鸡的游戏时，季氏的鸡翅膀上撒了能使对方鸡致瞎的芥末，而邱氏的鸡爪子上则安了足以将对方鸡致伤的钩子。两家互相指责对方作弊，各不相让。季氏一怒之下，强占了邱氏的封地。邱氏向鲁昭公诉冤，鲁昭公以此为理由，讨伐季氏。季氏毫不手软，联合孟孙氏、叔孙氏，一举击败了鲁昭公。鲁昭公被迫迫流亡齐国，鲁国的政治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孔子目睹这一切，心潮难平。自鲁昭公送鲤鱼之举以来，孔子寄希望于鲁昭公有朝一日使其像鲤鱼跳龙门般地跃上政治舞台。现在这个希望落空了。何况，孔子认为三桓逐君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在这样的人手下谋得一官半职是不光彩的。眼看在鲁国不可能获得从政的机会，孔子把目光转向了齐国。

齐国的疆土在现在的山东中部和东部一带，不仅农业发达，而且手工业和商业也较发达。当时的国君齐景公曾在到鲁国时见过孔子，并和其有过一番问答。齐景公问： 从前秦穆公国又不大，地方又偏僻，为什么能称霸一方呢？ 孔子答： 秦国虽小而偏，但他们志气大，行事正当。秦穆公又任用了喂牛出身的百里奚，请他执政。秦穆公这样的做法，统治全中国也是够格的，称霸一方，还只能算小成就呢。 齐景公听了，点头称是。因此，在孔子的心目中，齐国也许是他做百里奚的第二的地方。

齐国开国君主齐太公与伯禽治鲁的方略有所不同，他根据齐国齐地的风俗和制度，对周礼加以简化和变通。因此，齐国对于周礼所代表的文化传统，既有历史渊源，又不像鲁国那样遵而不失。本来，孔子把周礼文化传统最为悠久的鲁国认作弘扬这一文化传统的理想国。然而，鲁国的现实告诉他，周礼正在鲁国没落，而使这一没落加剧的恰恰是大权在握的季氏。鲁昭公就在被之前不久，举行祭祀其父的大典，季平了将宫廷舞蹈队抽到到家里去跳 八佾 （每佾八人）舞，而鲁君祭祀中只剩两年舞乐的人。按照周礼，只有天子才能用 八佾 。孔子对这件事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①因此，孔子不得不把齐国视为恢复周礼文化传统的第一站： 将齐国的文化传统变得像原来鲁国那样，由此来影响鲁国，进而合乎周礼的文化传统。

怀着这样的理想和抱负，孔子在公元前517年来到了齐国。

孔子先当了齐景公亲信大臣高昭子的家臣，通过高昭子推荐，终于得以晋见齐景公。

齐景公和孔子讨论政治问题。孔子说： 君王要像君王，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 认为政治安定的关键，在于君臣父子都按周礼所规定的名分等级来行事。这里既有着对鲁国三桓逐君的感慨，也有着对齐国陈氏势力膨胀，已不像个臣子的暗示。齐景公对孔子

的这番话十分赞同： 对呀，如果君王不像君王，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那么我就是粮食满仓，也吃不到饭啦！ 以后，孔子又向齐景公讲述过为政要节俭的道理。齐景公也表示接受。于是，齐景公准备把尼奚地方的田地封给孔子。这给孔子来说，是个好消息。

但是，这好消息就像一阵风似的，来得快，去得也快。齐国的执政大臣晏婴不赞成孔子崇信周礼的主张。他向齐景公进言道： 这班新兴的‘儒’士，只会说漂亮话，不注重依法治国。他们很骄傲，自以为是，不肯居于人下。治丧主张厚葬，不异倾家荡产，这种风气很要不得。他们仗着三寸不烂之舌，到处游说，当食客过日子，我们治国能依赖这些游民吗？自从周朝败落以来，哪里出现过什么大贤人？周公制订的礼节乐章早就有少有人弄得明白了，现在孔丘专门讲究这一套，告诉人们怎么见人，怎么走路，穿戴什么，甚至摆什么面孔，繁琐得要命，只怕一辈子也学不完。你如果让他在齐国实行这东西，恐怕是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的。 齐景公听这一说，起用孔子的决心动摇了。以后他不再向孔子请教治国的道理了，只是在表面上还很客气罢了。他对孔子说： 我不能像鲁国待季孙氏那样，给您大权在握的上卿地位；我也不会像鲁国对待孟孙氏那样，给您毫无权力的下卿地位；我待怕规格就在季孙、孟孙之间吧。

这席话给孔子浇了一头的冷水。但是，对于齐国保留着的一些传统文化，孔子则充满着热爱。他在齐国听到《韶》乐，如痴如醉，回味再三，足有3个月连肉味都品尝不出来了。孔子赞叹地说： 想不到音乐达到了这样迷人的地步。 这话固然表达了他对《韶》乐的欣赏程度；但是，如果考虑到鲁国曾以《韶》乐向季札展示其光荣的文化传统，那么，在这赞叹《韶》乐的话语中，可以听到他对于鲁国已不再保存着《韶》乐的惋惜声，可以看到他对于古代文化传统的眷恋之情。

孔子对齐国的《韶》乐一往情深，但齐景公却对他绝了情。齐景公当面告诉孔子： 我年纪老了，精力不济，无法任用您了。 听到这样的逐客令，又风闻齐国有些人想陷害他，孔子匆匆打点行李，离开齐国，返回鲁国。

这一年，孔子37岁。无论《韶》乐如何美妙迷人，但都无法消除从政受挫而带来的郁闷。不过，孔子毕竟已是一个有修养的儒士了。返回鲁国后，他很快把自己的心平静下来，精神抖擞地继续从事教育事业。投到孔子门下的弟子越来越多，杏坛越来越热闹了。这自然给孔子带来了莫大的宽慰。因此，孔子赞许其学生曾点忘情于山水之间的志趣： 阳春三月，穿上轻便的衣服，和五六个同伴，六七个小朋友，在沂水河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歌，一路走回来。我不希望什么别的了。 多么飘逸，多么洒脱！

但是，在这么潇洒地走一回之后，孔子感到的便是寂寞。他不能忘情于政治上获得成功。然而，历史却偏偏只让他在文化教育事业上成功。这真是捉弄人啊！

历史对孔子的捉弄，是由其自身的政治理想和时代现实的矛盾造成的。

注：《“布衣”中走来的圣人——真实的孔子》共五部分，除上面两部分外，还有“理想与现实”“执着与迷惘”“凄凉与辉煌”三部分，因阅读时间的限制，仅印刷了前面的两部分。如果同学们有兴趣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印发后面的三部分内容，以飨各位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