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及其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确立以后，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的积极理论成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积极理论成果，为我们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我国“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即开始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探索过程中，一方面，我们积极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毛泽东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揭露了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阴暗面和苏联模式的弊端，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过去几年从苏联学来的东西。对此，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针对当时苏联的情况，毛泽东认为，我们要独立思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要“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道路。另一方面，毛泽东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1956年2月14开始，到4月24日结束。共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实际听报告的时间为43天。

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报告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报告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以及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改革过于集中的计划体制的逐步构想，要求中央向地方分权和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些重要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观点，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正如后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说的，“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以苏为鉴”，根据中国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论十大关系》的

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有比较系统的思路。

1956年9月，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并制定了党在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取得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会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八大”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八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良好开端。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主要是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上述正确认识未能很好地坚持下去。1957年后，越来越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进一步提升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了“文革”的发生，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虽然如此，中国共产党人投有停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总结“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比如，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区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反对平均主义，重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提出了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等观点。刘少奇提出，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邓子恢等提出了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

毛泽东针对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的观点，认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的，即使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只不过矛盾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其他社会而已。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即分析了我国政治经济领域所存在的十大矛盾，即十大关系。

1957年2月，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系统分析了它的性质、特点和解决办法。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严格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 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家园。”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和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革命的最终目的，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后。他又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同时，明确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八大前后，毛泽东比较重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问题，针对苏联社会生产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我国建设的实际，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不能因为他后来过分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就认为他只重视阶级斗争，轻视发展生产力，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三）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

1.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首先，毛泽东坚持实行多党合作制。他不同意将苏联一党制的政治体制搬到中国来，认为有几个党派比一个党要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今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共产党要与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

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其次，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他鉴于斯大林的错误，又根据我国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强调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就提出：“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进一步地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的、重要的意义。”同时，八大还指出，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

2.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一五”计划期间，中国模仿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到1956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察觉到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弊端，并且制定了相应的改革措施。首先，毛泽东强调要正确处理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实行统筹安排。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者利益的方针。他指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

其次，毛泽东主张地方和企业要有更多的独立自主权，合理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鉴于苏联把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所造成的弊端，他认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他还说，最近几年又有一种偏向产生了，这就是集中过多了，“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又指出：“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据此，党的八大决定，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园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改进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在计划、财务、干部等方面的自主权力。1957年初，中央先后制定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文件，把部分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和厂矿。可以说，这是改革过于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先声。

（四）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

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对外开放的方针，但是他已经指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关起门来搞，要善于把一切国家的长处和一切适合我国的好东西都学起来。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中外关系时，充分肯定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如何向外国学习的问题，毛泽东首先指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同时，他也明确提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其次，他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反复强调：“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的当代价值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偏离正确的方向，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时间还不长，缺乏经验，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根本问题。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有其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为当代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宝贵的理论和实践借鉴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为当代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宝贵的理论和实践借鉴。

1.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奠定重要基础。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苏联模式被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看成是一个普遍适用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惟一模式。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苏联模式存在着弊端和缺陷，认识到这一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具体实际。尽管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长期的探索中经历了曲折，从总体上并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没有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一探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揭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序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这一探索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努力探索，最后才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理论来源和历史依据。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框架基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和观点，对于我们党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成为了邓小平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邓小平理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

集体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成为了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历史依据。

3.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积累宝贵经验。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走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伟大征程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很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但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在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的新中国，如何去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更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去做长期的艰辛的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思想和观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在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方面积累了十分宝贵的成功经验。但也走了弯路，犯了错误，给全党和全国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成功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就是以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重要基础的。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4. 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大胆探求真理树立光辉典范。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前，社会主义还没有从理论变为现实。在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列宁、斯大林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和探索，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经验。当时，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借鉴苏联的经验。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对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教条主义地理解和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观点，照搬照套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二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作出什么样的选择，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是否具有大胆探求真理精神的很好的检验。事实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在这样一个十分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他们依然能够不迷信苏联模式和苏联经验，以其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大胆地解放思想，开展调查研究，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本国的经验，努力探索和开辟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表现出勇于追求真理、大胆探求真理的精神，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由此，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大胆探求真理的精神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断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业绩。

（二）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留下深刻的启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1.应充分认识分析判断形势对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性。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反复证明，对形势的估计和判断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只有对形势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和判断，才能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相反，如果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和判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错误的。对某一历史阶段形势的估计和判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判断。在党的八大前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所以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就是因为我们党能够科学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国内的主要矛盾，能够正确地估计和判断形势，明确了当前的根本任务，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路线方针政策。但1957年以后，我们党制定了许多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党错误地分析和判断国内的主要矛盾，把阶级斗争仍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出了过分严重的估计。

2.应充分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苏联确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和特定国际环境下的产物，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是它并没有反映和揭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普遍的一般的规律，只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主义模式，更不是社会主义的惟一模式。苏联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并不都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新中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大国。如何在这样的东方大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在长达20年的探索中，我们党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根本问题，犯了“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严重的错误，使这一探索走上了歧途。这充分证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继承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的积极成果，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共产党完全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但是，这并不说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再需要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再需要深化和升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探索依然任重道远。

3.应倍加珍惜已获得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真理性认识。由于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和问题，作出十分全面和准确的预测。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真理性认识，需要马克思主义者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并不断地深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艰辛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提出了许多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正确思想，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未能发挥指导实践的重要作用，未能成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实践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甚至还出现在实践中严重背离正确理论的情况，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艰辛的探索，在实践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才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长期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指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伟大真理。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