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

的联系，进而构建可操作性极佳的模拟金矿理论，一举解决失业、贫困和通货膨胀等经济难题，使市场经济真正走上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轨道。上海市委党校董瑞华认为，尽管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但它们之间存在重大的区别；所有制和所有制形式在内涵上是有区别的，相同的所有制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具体形式，而不同的所有制也可能会采取相同的实现形式；企业组织形式的易变性与多样性，也意味着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易变性和多样性，而这种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变化并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冯金华批驳了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条件下，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的增长必然快于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的增长的观点，认为根据平衡积累率说明，无论资本有机构成是否提高，任何一个部类的增长都有可能快于、慢于或等于另一个部类的增长。

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

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始终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发展紧密相关。众多学者对政治经济学不断深入的研究，既解释了中国快速变化的经济现象，也探索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赵玉琳、郭连强提出，市场经济分配机制作用的结果是财富分配关系的非均衡，进而导致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乃至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波动是缓和贫富两极分化矛盾的特殊形式；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的制度，为克服市场经济分配机制的固有缺陷奠定了基础。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徐云鹏、张旭昆拓展了利益集团理论，将政治家和潜在集团纳入到利益集团的理论分析框架中，探讨了最优管制价格的确定、交叉补贴现象以及价格结构的变化，指出如果消费者集团能够被区分成不同的组别或群体并被实行差别定价，那么统治者集团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减少社会的总不满，从而有利于维持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美国犹他大学李明骐通过分析市场失灵种类，比较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绩效，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广泛存在的竞争必然迫使企业、个人、国家把他们所掌握的剩余产品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从而导致了经济增长。中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申丹虹分析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效率与公平问题，认为劳动力市场制度是实现劳动力市场公平性和安全性的根本保证；中国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同时，应加强劳动者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和安全，实现劳动力市场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华、李行天通过分析中国劳动关系和劳资关系的历史争论和理论，结合中国历史实践和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构想，对中国的劳资关系进行新的定位，进而提出了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广东惠州学院吕景春根据转型期劳动关系的特点，提出并论证了“和谐劳动关系一般”假说以及劳资双方的行为偏好及其后果，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不同，应区分研究。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刘志国指出，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改革开放后中国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国企管理层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与公有制、按劳分配无直接关系，只是由于对公有制企业不同的制度安排造成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严汉平、申田认为，政府和企业作为公共事业发展的两个主体有着明显区别，随着市场体系与法律体系的完善，公共事业主体也逐渐由政府转向企业，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政府应该将原有功能转变为总体规划、制定规则、管理协调、监督和控制和给予补贴等。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保平、张如意认为，针对经济转型的风险，必须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实现由过去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转型，由过去福利性质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向社会化的保障制度转型。

在三农、住宅和区域经济问题研究方面，广西财经学院官锡强认为，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是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农村集体资产处置的新模式，具有产权清晰化、股权商品化、财产所有权职能与营运权职能分离化、股东权益保障的法律化等特征，从体制和机制上为农民提供了利益保障，增强了农村集体经济的活力，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段胜辉通过比较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动力与阻力，提出目前土地制度改革的时机尚未成熟，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改革，应该想法设法为改革营造条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王元凯认为，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是收入增长不快和消费决策不确定性加大；要想彻底解决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必须保证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