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就业与通货膨胀的经济学知识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控与宏观经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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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控与宏观经济稳定

基于新凯恩斯主义垄断竞争模型的分析

王 彬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摘要!本文基于包含金融加速器的新凯恩斯主义垄断竞争框架,研究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政策能够解释部分就业、消费和资本存量波动;货币政策冲击则能够解释大部分通货膨胀、就业波动,以及部分产出、消费和投资波动。总体上,模型能够较好地刻画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特征。本文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应当将财政政策更多转向民生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重视货币政策调控,从而更有效地调控宏观经济运行。

关键词 新凯恩斯主义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中图分类号 F224 0 文献标识码 A

Fiscal&MonetaryPolicyAdjustmentand

Macro economicStability

Abstract:Thepaperbuildsadynamicstochasticgeneralequilibriumframe workincorporatingfinancialacceleratoronthebasisofNewKeynesiananalysiswithmultipleexogenousshocks ThepaperfocusesfiscalpolicyandmonetarypolicyshockstoChinesemacro economy Theempiricalresultshowsthatfiscalpolicycanexplainpartofvolatilityofemployment,consumptionandcapitalaccumulation,themonetarypolicycanexplainlargepartofvolatilityofinflation,employmentandpartofoutput,consumption,investment,theimportantoffiscalandmone tarypolicytoeconomicstability Totally,themodelcancapturethecharacterofChineseeconomyandexplaintherealeconomicvariableswell Thepapersuggeststhatthefiscalpolicyshouldcaremoreaboutthesocialwelfareandinfrastructureconstruction;themonetarypolicyshouldcaremoreabouteffectofinterestratead justmentanditscorrespondingmarketingreform;thegovernmentshouldmaketwopoliciesmoreefficientlyadjustthemacro economy

Keywords:NewKeynesianModel;DynamicStochasticGeneralEquilibrium;FiscalPolicy;Monetary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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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0年第11期

引 言

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使2009年成为中国经济进入21世纪以来最为困难的一年,面临着来自经济下行时期的严峻考验,直至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与金融的负面影响依然远未结束。为了应对危机,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宏观调控政策,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消费与投资需求的增长,保持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使之呈现企稳向好的态势。危机下的宏观调控进一步凸显了财政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性。事实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尽管学术界对两大政策作用效应的实证研究结论不尽一致,但大都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与一国经济的发展程度、市场体制和金融体制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市场经济基础较强、金融体制较完善的国家,货币政策相对有效;市场经济脆弱、金融体制落后的国家财政政策相对有效。

国内外学者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Gupta等(2002)具体考察了39个低收入国家1990~2000年间的数据,指出财政政策的典型凯恩斯主义效应占主导地位。Christiano和Lars(1998)利用双变量模型,得出美国货币供应量M1和工业产出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的结论。Rich和Otmar(1997)对瑞士和德国的数据分析表明,它们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来调控宏观经济是西方国家中较为成功的。刘斌、黄先开和潘红宇(2001)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均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郭庆旺、贾俊雪(2004)利用VAR模型分析了我国财政总投资对总产出、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动态影响,认为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黄赜琳(2005)将政府支出作为外生随机冲击变量,构建中国三部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考察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及财政政策的效应问题。研究发现,在包含政府部门的模型中,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可以解释70%以上的中国经济波动特征,中国经济波动是技术因素、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综合影响的共同产物。刘斌(2008)借鉴CMR模型(ChristianoMottoRostagno,2002),建立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进行了相应的冲击响应函数模拟,详细研究了中国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得到了启发性结果。

总的来看,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外学者大致采用两类模型来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一类是宏观模拟模型,包括大型宏观经济模型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StochasticGeneralEquilibrium,DSGE);另一类是简化型方程,利用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向量自回归(VectorAutoRegression,VAR)和协整方法来估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应。以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当前我国国内学术界使用的宏观经济模型多以传统的宏观计量模型(如VAR模型)为主,模型分析框架大多是部分均衡而非一般均衡模型框架,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国内学者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分析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包括黄赜琳(2005)、李春吉和孟晓宏(2006)、刘斌(2008)等的工作。事实上,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能够较好地避免卢卡斯批判问题和动态不一致性问题,使得模型在预测和政策评价方面可信性更高。需要指出的是,在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上,尽管新古典学派引入了新的见解,建立了宏观和微观相统一的分析框架,但其坚持市场出清的假设和只强调供给冲击分析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相对而言,新凯恩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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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价格工资粘性,能相对更为接近地描述现实经济。

根据以上研究背景,本文采用新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方法,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综合研究分析财政政策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事实上,一国宏观经济可能受到多种外生冲击的共同作用,同时也应看到,金融和信贷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往往能够放大冲击对经济的作用,对宏观经济影响巨大,存在金融加速器效应。李珂、徐湘瑜(2009)对中国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后认为中国经济存在金融加速器效应。因此,在新凯恩斯垄断竞争模型中我们引入了金融加速器效应和多种冲击,使之能够更好地刻画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贴近现实经济,从而更加深入地考察和理解财政货币政策冲击的效应与属性。

一、新凯恩斯的垄断竞争模型的建立

1 模型基本框架的建立与求解(1)家庭。家庭效用函数为:

E0

&

%

tU(Ct,Ht)

(1)

t=0

1+!

tt

其中,U(Ct,Ht)=log(Ct)- eL,t+ log, 为折现因子,Ct为消费,Ht

1+!Pt

为劳动供给, L,t为劳动供给冲击。 和 均为大于0的参数,分别代表货币和劳动对效用的贡献度,!为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预算约束为:

Wt(Dt+1-Rn,tDt)Mt-Mt-1

Ct=PtHt+#t-Tt--PtPt

(2)

其中,Wt为名义工资,Pt为价格总水平,#t为家庭所分享的零售商的净利润,Tt为一次性总税收,Dt为存款额,Rn,t为存款名义利率。每期家庭选择最优的消费Ct、劳动力供给Ht、储蓄存款Dt、实际货币余额Mt/Pt,得到如下最优化条件:

跨期消费为:

t

= EtRn,t+1CtCt+1Pt+1

期内最优消费与劳动力供给为:

t !

L,tt=e H

CtPt

(4)(3)

(2)中间品生产者。中间品生产者的生产函数为Yt=(AtLt) K1-t,对应的利润函数

为:

(AtLt)Kt

1-

tw,t

t(1-%t-+Q)Kt-Rk,tQt-1Kt

PtPt

(5)

其中,At为技术水平,Kt为资本存量,Wt为名义工资,Lt为劳动力需求。本文假设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摩擦且市场是出清的,即劳动力的供给Ht等于劳动力的需求Lt。Pw,t为中间品的名义价格,Pt为总体价格水平,Qt为资本品相对总体价格水平Pt的价格, 为劳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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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需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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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t =

LtPw,t/Pt

资本品需求为:

w,tt

(1- )+(1-%)Qt

tt

Qt-1

(6)

Rk,t=(7)

每期期末,中间品生产者购买下一期的资本,使用的资金来源于净资产Nt(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Bt,满足如下融资预算式:

t

Qt-1Kt=Nt+Pt-1

(8)

由于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银行需承担贷款风险,贷款利率必高于经济中的无风险利率,定义外部融资溢价St:

St=EtRk,t+1/Et

&t+1=

t+1

Pt

Rn,t+1

t+1(9)

Rn,t+1代表了无风险利率。Rk,t是前面提到的实际资本回报率,按照新古典边际决策原则,当资本需求量最优时,实际资本回报率与实际融资成本(贷款利率)相等。融资溢价还受财务杠杆的影响,当负债比率高时,可用于贷款抵押的净资产比率小,银行必提高融资溢价,由此可得融资溢价St的另一个表达式:

St=

为外部融资溢价St对总资产QtK

t+1

tt+1

Nt+1

(10)

与净资产Nt+1之比的弹性,(10)式借鉴了Ber

nanke等(1999)的观点。净资产Nt+1的演化路径为:

Nt+1=([Rk,tQt-1Kt-Et-1Rk,t(Qt-1Kt-Nt)]

(11)

(为每期存活概率,生命有限,老的死亡,新的随之进入,这种设定避免了因中间品生产者积累足够净资产而影响金融加速器机制的运行。(11)式表示在t+1期初(t期期末)的净资产是从t-1期存活下来的中间品生产者的预期净资产。(7)~(11)式综合起来,即为Bernanke等(1999)提出的金融加速器(FinancialAccelerator):当经济面对一个有利的生产力冲击时,资产价格出现非预期的上涨,增加中间品生产者的净资产,促使外部融资溢价降低,资本品需求增大,推动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上升,放大前面的效应,导致经济波动随之放大。

(3)资本品生产者。资本品生产者的利润函数为:

tt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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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t+1=(1-%)Kt+)

It=

(

t

Kt

Kt

(13)(14)

=KK

t

Kt

Kt

( )>0, ( )<0, (0)=0,

rt为资本品生产者从中间品生产者租赁资本的价格,%为资本折旧率,+( )为递增的凹函数,表示资本的调整成本是递增的,(13)式是资本Kt的积累方程,(14)式是投资It的生产函数。最优的投资It满足如下条件:

Qt=1/ tKt

(15)

(4)零售商。零售商生产差异化消费品且处于垄断竞争市场中,实际边际成本MCt=Pw,t/Pt,其设定来自于Calvo(1983)。零售商的利润函数为:

i=0

% E

i

&

t

,t,itt+it+iYt+i(z)

Pt+

i

(16)

其中

Yt(z)=

i

tPt

-

Yt(17)

,t,i= Ct/Ct+i为随机折现因子,+为每期厂商调整价格的概率,MCt为实际边际成本,Yt+i为总产出,Pt(z)为零售商z在t期设定的价格, 为零售商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零售商面对其产品需求曲线(17)式,设定最优价格Pt(z),实现整个生命期内利润最大化。由于零售商是同质的,所有在t期调价的零售商都会设定相同价格P*t。由此可得t期最优的价格P*t为:

Et

&

Pt=

*

i=0

% ,

ii=0

t,i

PW,t+iYt+i(1/Pt+i)1-

(18)

,t,iYt+i(1/Pt+i)

1-

Et

%

i

其中,PW,t=PtMCt。

t期调价的零售商设定最优价格P*t,不调价的零售商维持上一期价格Pt-1,得总体价格水平Pt为:

Pt=[ Pt-1+(1- )(Pt)

1-

*

1-

](19)

(5)银行。银行处于一个完全竞争行业中,以固定的无风险利率从家庭吸收储蓄,按照风险利率(附加风险融资溢价)将等量的资金贷给中间品生产者,承担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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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Rk,t)Bt-(1+Rn,t)Dt- t

其中

Bt=Dt

银行之间的竞争会使其利润为零,即.t=0。

(20)

(21)

(6)政府。政府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以征收一次性总税Tt和发行货币Mt/Pt方式为政府购买Gt融资:

Gt=

tt-1

+Tt

Pt

(22)

(22)式是一个高度简化的政府预算式,假设政府购买等同于最终的政府消费。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数量型和价格型两大类,同时应当看到,近年来我国积极发挥利率杠杆作用,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利率调控的效果不断改善。考虑到资产市场发展以及汇率形成机制的情况,唐齐鸣、熊洁敏(2009)认为,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难以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可测性和可控性。因此,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利率传导渠道的逐渐顺畅,利率这一价格型的政策工具将会越来越重要,也必将成为我国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未来发展方向。有鉴于此,本文在模型中将研究重点集中于考察价格型货币工具,即利率调控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考虑到中国利率改革的实际情况,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全实现,其中管制利率,如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参考国内学者,如谢平和罗雄(2002)、卞志村(2006)、张屹山和张代强(2007)、余元全和余元玲(2008)等的研究工作,在研究中拟采用一年期名义存款基准利率代理名义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表征变量。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宜采用类似泰勒规则的名义利率调整规则。在国内泰勒规则的研究中发现,中央银行除了对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做出反应之外,还有很强的利率平滑倾向。假定政府执行如下的货币政策:

log

n,t+1n,t

=/Rlog+RnRn

1-/R

)&log

&tt

+

)

qlog&Y

+0t+1

(23)

(7)经济的总体资源约束。本文是开放经济体模型,借鉴李浩、钟昌标(2008)的思路,引入贸易顺差NXt:

Yt=Ct+It+Gt+NXt

(24)

(24)式是经济的总体资源约束,也是社会总产出的支出法表达式,分别为家庭消费(居民消费)Ct、政府购买(政府消费)Gt、投资It以及贸易顺差NXt等四个主要支出项。

(8)外生冲击。首先对宏观变量进行变换,其中大写字母Yt、Ct、It、Gt、NXt、Kt、Nt等所表示的变换前变量,与小写字母yt、ct、it、gt、nxt、kt、nt等所表示的变换后变量在本文中同时作为内生变量。

ct=

tttttttt

,yt=,it=,gt=,nxt=,kt=,nt=,zt=

AtAtAtAtAt-1At-1At-1At

劳动力供给冲击为:

L,t=/L L,t-1+eL,t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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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6)

1t=/M1t-1+eM,t

政府购买冲击为:

[log(Gt)-log(G)]=/G[log(Gt-1)-log(G)]+eG,t

贸易顺差冲击为:

[log(NXt)-log(NX)]=/NX[log(NX

技术增长率冲击为:

[log(Zt)-log(Z)]=/G[log(Zt-1)-log(Z)]+eZ,t

t-1

(27)(28)(29)

)-log(NX)]+eNX,t

其中,/L、/G、/M、/NX、/Z代表了五种冲击的持续性,五个冲击过程的随机扰动项eL,t、eG,t、eM,t、eNX,t、eZ,t均服从正态分布,且均值均为0,标准差分别为2L、2G、2M、2NX、2Z。G、NX、Z分别为政府购买、贸易顺差和技术增长率的稳态值。

2 稳态时的模型经济

依据前面的一阶最优化条件和各种定义式(1)~(24),可确定本文模型稳态。假设通货膨胀率稳态值为1,本文的资产价格Q是相对总体价格水平Pt而言的,可理解为Tobin Q,对应的稳态值为1。将前面变换后的小写字母变量yt、ct、it、gt、nxt、kt、nt带入(1)~(24)式中,假设这些小写字母所代表的变量稳态值为常数,即稳态时yt/yt-1=1、ct/ct-1=1、it/it-1=1、gt/gt-1=1、nxt/nxt-1=1、kt/kt-1=1、nt/nt-1=1,并假设gY、gC、gI、gG、gNX、gK、gN分别代表Yt、Ct,It、Gt、NXt、Kt,Nt的均衡增长率。在以上这些设定的基础上,可以得到模型的稳态关系)。

利用稳态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到模型内生变量的稳态值,具体结果见表1。

表1变量ZRnRkSMC

取值1 0041 021 031 0120 91

变量c/yi/yg/ynx/yn

模型内生变量的稳态值取值0 420 400 140 041616800

变量Hkcig

取值7 94404199 98122230 07116409 6040743 36

变量nxyy/kk/ni/k

取值11640 962910240 0722 50 028

3 模型的对数线性化

模型对数线性化之后,可得如下系统:

A0Et

FtFt-1Ft+1

+A1+A2+A3Vt=0

XtXt-1Xt+1

(30)

Ft=(Yt,yt,Ct,ct,It,it,Gt,gt,NXt,nxt,Kt,kt,Nt,nt)

其中,Xt=(Rn,t,Rk,t,St,MCt,Qt,Zt,&t,Jt,Ht, L,t,1t) ,Vt=(eL,t,eZ,t,eG,t,eM,t,eNX,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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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为t期预期,Jt为t期对t+1期通货膨胀的适应性预期,Ft、Xt分别是14维和11维列向量,带横线变量代表了变量实际值对均衡值偏离百分比,Vt为由外生冲击的扰动项所组成的5维列向量,Ai(i=0,1,2)为25 25系数矩阵,A3为25 5系数矩阵。

二、数据选取、模型参数估计

1 数据的选取与初步处理

基于数据的可获性和区间内能够较好体现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周期性特征的目的,本文数据样本区间选取1995年第1季度到2008年第4季度。宏观经济变量的数据来源于CEIC数据库、Wind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等。首先利用定基比通货膨胀率序列计算得到实际的产出、消费、政府购买以及净出口,之后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季节性调整和HP滤波处理,从而得到各宏观经济变量波动部分的时间序列。

2 基本的参数校正以及贝叶斯估计

本文模型中需要校准的参数分为两类:一类为模型内生变量的稳态值,另一类为刻画模型内生变量之间定量关系的结构性参数(见表2)。在确定后者值的过程中,采用了贝叶斯估计。

表2变量 (

取值0 9840 9728

变量 #

模型的部分结构性参数校准结果

取值0 010 02

变量%

取值0 02511

变量

取值0 20

表3

部分参数的贝叶斯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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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分参数的基本校准。本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技术水平,依据国内现有的TFP研究(郭庆旺、贾俊雪,2005;孙琳琳、任若恩,2005;李宾、曾志雄,2009),计算得到TFP增长率的年度均值为1 01608,假设技术按照复合增长率进步,求得技术增长率的季度均值大约为1 004,即为稳态Z。对于折现因子 ,国内文献取值为0 984(杜清源、龚六堂,2005),本文亦取相同值。依据前述的均衡条件,得稳态无风险利率Rn为1 02。每期企业家的存活概率(为0 9728,该值来自于BGG(1999),由均衡时的稳态风险利率Rk(1 03),进一步得到外部融资的风险溢价S为1 012。根据1998~2006年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数据(孙天琦,2008),得到上述九年间资产负债率均值为0 6,求得稳态时总资产与净财富之比k/n为2 5+1,进而得到外部融资溢价对总资产与净财富之比的弹性#为0 02。 为零售商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大多数国内外文献的取值为11(Gilchrist和Saito,2006),依据均衡条件,稳态实际边际生产成本MC为0 91。杜清源、龚六堂(2005)将物质资本折旧率%的年度值设定为10%,对应的季度值为2 5%。稳态时社会总产出中居民消费、政府购买(政府消费)、投资以及贸易顺差占比(c/y、g/y、i/y、nx/y)是本文样本区间1995~2008年以支出法核算的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最终资本形成额以及服务与贸易净出口占比均值。计算得到稳态时投资与资本存量之比i/k为0 028,稳态的产出资本比y/k为0 072,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为0 20,与国内其他研究一致(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黄赜琳,2005;李浩、钟昌标,2008;刘斌,2008),在上述研究中, 取值范围在0 2~0 8之间。 测度劳动对效用的贡献度,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RBC分析中,测算了休闲对效用的贡献度和公共福利对效用的贡献度,确定其值分别为0 01和0 1,本文亦取 =0 01。再结合表3中劳动力供给的弹性倒数!的事后均值,并求得稳态的劳动供给H、资本k、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贸易顺差nx、产出y以及净财富n。

(2)部分参数的贝叶斯估计。参数贝叶斯估计法能将样本信息和非样本信息结合,使得参数估计值更贴近模型的经济含义。在设置先验概率分布时需要考虑参数的经济含义。表3是部分参数的贝叶斯估计结果。

三、模型估计结果的讨论

1 模型经济与实际经济特征比较

表4给出了当经济同时受到五种正向冲击时,模型经济序列与实际经济序列的特征比较。从变量的波动性看,模型预测的投资和贸易波动性相对较大,其次是政府购买、居民消费以及就业等。总体看,模型经济变量的波动性大小及其排序均与实际经济特征较为接近。从变量的波动持续性看,模型预测产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就业的波动持续性分别为0 83、0 70、0 70、0 94、0 94、0 76,实际经济中变量的波动持续性分别为0 85、0 75、0 80、0 82、-0 35、0 90。可见,除净出口的波动性与实际经济有差异之外,模型经济的大多数变量与实际经济一样均具有较高的波动持续性。从变量的顺周期性看,模型预测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就业与产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 63、0 46、0 87、0 88、0 30,实际经济变量与产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 79、0 82、0 21、0 15、0 31,这说明模型经济主要的宏观变量均是顺周期的,与实际经济相符。由以上分析可知,模型能较好地解释各个主要宏观变量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际经济较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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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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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经济与实际经济的特征比较

模型经济

标准差(%)

自相关系数0 830 700 700 940 940 76

与产出相关系数1 00

0 630 460 870 880 30

与产出标准差比值

1

0 905 421 291 252 29

标准差(%)3 76

2 945 774 1210 532 24

实际经济自相关系数0 850 750 800 82-0 350 90

与产出相关系数1 000 790 820 210 150 31

与产出标准差比值

1

0 781 531 092 80 60

Yt

CtItGtNXtHt

2 272 0612 312 945 862 22

2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冲击下宏观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

下面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对财政货币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图1、图2给出了宏观经济变量对货币财政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探

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因而正文仅给出财政、货币政策冲击的一阶矩脉冲以及相应的分析结果。

从脉冲响应图中可以看到,货币政策方面,当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即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将降低总需求,使得实际产出下降(见图1 1),从而导致劳动力供给(就业)相应减少(见图1 5),同时,总需求下降以及紧缩性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收缩将会降低通货膨胀水平(见图1 4)。消费则呈现当期增加而后下降的趋势(见图1 2),可能的解释是利率提高后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对消费的不同影响。投资下降(见图1 3)原因是,利率提高使得融资成本增加,减少了投资需求,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由于预算软约束及激励机制等原因,国有企业对融资成本的变化并不敏感,实际上受利率变化影响最大的应当是民营企业的投资行为,总体来看,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的主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因此,可以认为通过利率工具降低投资规模的效果在我国相对有限。随着投资水平等下降,社会资本存量将随之相应减少(见图1 8)。利率变动对贸易顺差的影响可以忽略(见图1 7),事实上,中国长期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2005年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变动区间依然狭小,升值速度缓慢,汇率管理制中管制的成分似乎仍超过浮动成分,因此利率与汇率之间的抛补关系在我国并不完全成立,同时,由于我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出口退税等优惠的外贸政策,使中国贸易顺差增长过快的势头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当前我国贸易顺差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2008年9月以来金融危机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影响日益凸显,降低了对中国的贸易需求,因此,总体来讲利率对我国贸易部门的影响几乎不存在。

财政政策方面,当政府的财政支出提高即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增加了总需求,实际产出将当期提高(见图2 1),劳动力供给(就业)和通货膨胀将随之增加(见图2 4、图2 5)。消费当期下降,表明政府支出对消费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见图2 2)。通常情况下,我国政府采用发行国债和增加税收的手段来扩大政府支出规模,从而减少了个人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减少了消费。同时,当前我国财政的基本职能还没有从行政型财政转向公共型财政,用于建设的财政资金扩大就必然导致用于居民消费的资金减少,从而也就必然间接地减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同时,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以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为前提的,因而税赋过重所导致的民间投资与消费的减少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因此,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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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财政政策冲击下各变量的脉冲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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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控与宏观经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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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增加使得投资水平呈现上升的趋势(见图2 3),说明财政政策对投资存在挤进而非挤出效应,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当前我国国债发行存在资产效应,政府发行国债的收入很大比例上用于支柱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国债发行支持了减税让利政策,提高了企业留利水平,增加了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促进了企业的投资活动。面向商业银行发行国债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而是会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政府筹集资金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不仅不会挤出民间投资,反而可以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者信心,刺激和带动企业投资。由于我国每年的全社会固定投资中,个体和私人经济投资所占的比重小,而占重要比例的国有企业,其投资行为通常是政策性导向多于市场导向,财政支出增加往往会带动相应国有部门企业的投资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政府支出增加引发的赤字水平引起的利率上升水平相对有限(见图2 6),企业融资成本所受影响不大,同时,作为我国投资主体的国有企业存在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对融资成本变化并不敏感。此外,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增加总需求(包括内需和外需两部分),即使存在利率水平提高或企业筹资成本提高的可能性,但随着需求增大,使企业产生一定的利润空间,企业外部的隐性成本下降,企业也会增加自主性投资,形成财政政策挤进效应。投资水平的增加必然会导致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见图2 8);财政政策对我国贸易部门的影响同样十分微弱,与货币政策效果相近,说明财政货币政策对贸易部门的影响较小,其主要作用体现在对国内消费、投资的影响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上,可以发现,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冲击相比于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冲击,其效果几乎可以忽略,而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有一个较为明显的正向冲击。这说明在我国的政策实施过程中,货币政策处于相对从属的地位,其政策调整一般是与财政政策搭配使用的。近十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表明,在当前经济危机发生以前,一般情况下,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时通常使用了相对稳健或从紧的货币政策,而不是双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以此来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避免过于宽松的经济政策带来经济过热。因此,从脉冲图中可以看到,当正向的财政政策冲击来临时,货币政策正向变动,利率小幅提高。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我国经济深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政策特点是,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搭配,且呈现出调控的多目标性:第一,应迅速结束经济的下行阶段,力争短时期筑底企稳。第二,应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宽松的环境和有利的基础。第三,应为外贸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缓冲和支持。在此危机背景下,我国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是适时且有效的,具有特殊的政策含义。

3 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并不足以完全刻画外生冲击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相对重要性,而方差分解则提供了不同外生冲击相对贡献的度量。在考察了各种冲击单独的影响后,可以使用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各种不同外生冲击对主要变量波动影响及其相对重要性。表5给出了产出、居民消费、投资、政府购买、贸易顺差以及劳动力供给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30个季度内技术增长率冲击在大多数时间内解释了大部分的产出、消费波动、投资和一部分资本存量、贸易和就业波动;劳动力供给冲击对所有变量的解释度均在10%以下,解释能力有限;财政政策(政府支出)解释了大部分的政府支出以及一部分的产出、就业、消费和资本存量波动;货币政策冲击在大多数时间内解释了大部分的通货膨胀、就业波动和一部分的产出、消费和投资波动;对外贸易冲击则在短期内解释了大部分的贸易波动。整体来看,技术增长率冲击、政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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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时间(季度)产出Q1Q10Q20Q30消费Q1Q10Q20Q30投资Q1Q10Q20Q30政府Q1Q10Q20Q30贸易Q1Q10Q20Q30劳动Q1Q10Q20Q30通货膨胀Q1

Q10

Q20Q30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0年第11期各种冲击下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方差分解(%)

劳动冲击4 870 352 873 117 556 715 302 4003 894 524 63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10 100 633 394 880 412 765 105 79

技术冲击40 37

54 3649 6949 008 1827 1352 2479 6180 3653 9656 4558 679 0958 1783 1794 349 09100 00100 00100 001 3316 0919 6722 5311 417 6915 7418 47

财政冲击24 75

15 3015 3615 8741 6033 7725 0810 146 4110 2812 8213 0690 9141 8316 835 660 000 000 000 0044 4436 7332 0529 660 2417 0426 6528 83

贸易冲击3 88

4 164 584 608 205 062 950 710 567 496 696 330 000 000 000 0090 910 000 000 006 066 886 686 4011 416 117 016 86

货币冲击26 1425 8427 5027 4234 4727 3214 437 1311 9124 3819 5217 31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38 0839 6638 2136 5376 5266 4045 5040 05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一个我国宏观经济的新凯恩斯主义垄断竞争且包含金融加速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涵盖了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五种外生冲击,即技术增长率冲击、政府支出冲击、劳动力供给冲击、国际贸易冲击以及货币政策冲击。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重点分析了其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产出、消费、投资、对外贸易以及就业等方面的影响程度和传导途径,模型进一步揭示了财政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性。

结合本文模型的结论,我们认为,在当前我国经济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背景下,政府如何合理高效地运用宏观调控政策显得尤为关键。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财政货币政策的取向和力度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十分重要的因素。2008年第4季度中国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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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控与宏观经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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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回调的贸易政策以及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和4万亿元政府刺激计划的作用下,2009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可谓一枝独秀。这体现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避免经济衰退方面的积极成效,对全球经济衰退环境中人们信心的提升也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指标改善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如果政府投资难以带动民间投资和国内需求,那么这种短期经济回升将由于缺乏持久的需求支撑而难以为继,也对我国后危机时代调整经济结构毫无意义。因此,仅从短期内避免经济衰退的角度来审视此次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转向,无疑是正确的、及时的,其政策效应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间接导致了当前国内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高企,对宏观经济稳定造成威胁)。应该承认,从中长期内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持久性,特别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仅仅依靠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或者通过政府来主导经济行为显然是不够的,这种担忧具有其合理的经济学意义。事实上,在全球经济周期性调整之前,全球经济的失衡表现为美国过度消费和相应的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当这一增长过程结束后,美国消费下降引起中国外需下调,导致中国产能过剩,而国内需求提升又不可能在短期内替代外需,因此扩大投资支出便成为中国短期避免经济衰退政策的必然选择。从本轮全球经济调整的政策实践来看,许多国家同中国相似,都采取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短期内中国经济政策效果明显的事实说明,一方面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决策及时,更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需求下降时,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国家相对于多数西方国家更满足于实施宏观财政政策的经济条件,即储蓄大于投资的内部失衡特点。实际上,许多学者提出,中国高储蓄是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所造成的,应当看到,发展中国家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虽然其经济增长能获得外部需求拉动的动力,但同时也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部分失去了国民经济运行的特征,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往往在全球化增长阶段对民生目标的调节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自主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全球经济周期性调整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靠弱化,此时采取针对民生问题所进行的政策调整,其效应会比全球经济增长时期更为明显。

具体而言,就财政政策方面,本轮积极财政政策是继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后的第二次实施,支出重点集中于,三农 、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建设、灾后重建、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这里并不包含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投资,也没有,两高一低 的投资,而是通过提高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满足长期以来压抑的公共物品需求。这种政策既可以有效地缓解社会总体需求下降的趋势,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能够避免全球经济衰退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动荡,其政策效应尽管可能在带动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方面的作用有限,但却避免了财政支出挤出民间投资的外溢效应。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将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需求显著减少,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更为迫切等压力将更加突出。对此,财政政策的发展与改革方向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进行规划。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斜,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制调整,完善政府间财政关系以及转移支付制度,积极稳步推进财政管理改革以推进财政政策的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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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0年第11期

已经逐渐开始影响总需求层面,特别就当前来看,我国房地产价格在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快速增长已经对刚刚企稳的宏观经济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新的挑战,而同时,金融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国际贸易和国际资金进出对国内流动性的波及日益显著,汇率变化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资金的反作用影响国内经济,这些都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货币政策实践的历史来看,现代金融和银行体系的不断演变和发展使得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来越强,中央银行已越来越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控制货币的供给,这意味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将不得不从传统的货币供给转向利率。结合各国货币政策发展经验以及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利率这一价格型政策工具必将成为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中十分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现实是我国在长期利率管制下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因此,应当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金融机构利率为,价格 的利率有机体系,这对于中央银行运用利率工具提高金融调控的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我们还要注意政策的协调性,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组合,在国内宏观经济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达到收入效应、支出效应、扩张效应,稳定宏观经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同时,新的政策搭配是为宏观调控市场化服务的,应当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经济面临全球化的问题。全球性金融危机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效应的发挥还要注重相关制度建设,理顺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的关系,在制度上保障财政货币政策之间传导机制的通畅,优化选择二者的组合效应方式,实现调控的动态性与市场化取向,从而顺利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调整经济逐步走出困境,实现保持经济增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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