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框架理论简介

新闻学传播学研究中的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源自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思想。不过，戈夫曼的框架概念却是借用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柏特森（Bateson，G）的。框架概念经历了从柏特森的人类学到戈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再到传播学的历程。

1959年，戈夫曼出版社会学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在讨论个体如何向他人呈现自我的方式时，引入了框架分析，他认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呈现的各种特征，“它们共同构成一种框架”，“这一框架涉及各种动态问题”，既有助于“把读者已经具有的零散经验联结在一起”，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值得检验的指导”，“框架按逻辑展开”。若对上述观点进行解读，可知戈夫曼同时在三个层面上使用框架概念：1.研究对象（个体）；2.读者；3.研究者。对个体来说，在社会中展开活动，必须对情景进行定义，这是个人行动的前提。框架就是人们界定情景的组织类型。对读者来说，当框架帮助读者将“零散的经验联结在一起”时，实际上就是指导读者（受众群体）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对研究者来说，框架“提供了一种值得检验的指导”，也即说，框架有助研究者对事件进行回溯、检验或指导，通过检验原有架构，可对事件作出主观解释与结构性思考。

1974年，戈夫曼出版《框架分析：关于经验组织的一篇论文》一书，进一步阐述他早年的框架思想：“框架”是属于个人“解释的图示”，“通过这么一个图式，每个人可以发现、了解、确认和区分信息或事件”。 高

夫曼认为，人们的日常活动隐含或使用了特定的诠释框架，它可使原本混沌的情境变得具有某种意义。它还是人们建构某特定现实所遵循的规则，或者说是“意义的一个特定范畴”（one finite province of meaning）。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管思想的重要凭据，也是传者提供给受者应当如何理解符号的诠释规则。——这多少已涉及符号及信息流动的问题。

框架理论被引入新闻学、传播学后，主要应用于新闻生产、媒体内容和媒体效果三个研究领域。将框架理论引入新闻传播领域的是美国传播学者吉特林（Gitlim）。他给框架下的定义是：框架是“关于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强调和表现时所使用的准则。”框架是一个持续不变的认知、解释和陈述框式，也是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不变范式。通过这样的框架，符号的处理者按常规来组织话语。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特定的新闻报道，而是一种经过了抽象并且具有一般规律的处理方式。

上世纪80年代，框架理论方兴未艾，有学者称之为“研究媒介与民意关系的新典范”，学者纷纷展开论述。美国学者加姆森(Gamson)是框架理论最重要的研究者，他将“框架”分为两类：一指“界限”(boundary)如摄像机之镜头，镜头的作用是将重要的予以取用，将不重要的予以排除，犹如画框的作用；一指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building frame)，即以

此解释、转述或评议外部世界。前者代表了取材的范围, 后者则是显示意义的结构。有学者认为：“界限”和“架构”，一个主内，针对人的认识结构而言；一个主外，以信息交换和互动为意向。前者为后者设置了大致的边界范围，后者又会引领前者如何取舍景象。此外，加姆森还提出，一个成熟的框架分析应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关注生产过程；二是考察文本；三是在意义协商中一个带有主动性的受众和文本之间的复杂互动。 另一传播学者恩特曼（Entman）则认为，框架包含了选择与凸显两个作用，框架一件事，就是在报道中进行挑选并特别处理，以凸显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恩特曼的选取与凸现，与加姆森的“界限”阐述的是同一方面的内容。

中国学者中，臧国仁的《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三民书局，1999）和潘忠党的《架构分析：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传播与社会学刊》，2006年第1期）对框架理论有较为深入的探讨。不过，上述资料在大陆难得一见。

为阐释新闻的框架，对文本进行话语分析不失为一个可行的路径，这就涉及语言学的范畴。为探视新闻框架背后的意识形态，则不得不涉及新闻生产的社会制度以及新闻生产者个人的政治倾向，这又离不开文化背景。在我看来，框架理论比议题设置理论涉及的内容和议题更加广泛。单纯从两者的关系看，媒介议程必先达致一程度，方能产生框架效应；从方法论上看，议程设置理论是定量研究，框架理论是定性研究；从操

作层面上看也有根本的区别，显然不可能合流。

（参考文献：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洪忠：《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0期；高芳：《简析框架理论》，敏思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