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当时我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件事正是体现了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而且不仅仅是一种意义上的关键之所在。这件事表明了我们两国在教育和艺术实践上的重要差异。 那些善意的中国旁观者前来帮助本杰明时，他们不是简单地像我可能会做的那样笨拙地或是犹犹豫豫地把他的手往下推。相反，他们极其熟练地、轻轻地把他引向所要到达的确切方向。我逐渐认识到，这些中国人不是简单地以一种陈旧的方式塑造、引导本杰明的行为：他们是在恪守中国传统，把着手教，教得本杰明自己会愉快地要求再来一次。

学习应通过不间断的精心塑造与引导而得以实现，这一观念同样适用于艺术。我们观看了孩子们在教室里学习艺术的情景，他们的娴熟技艺令我们惊讶。年仅5、6岁的孩子就带着成人的那种技巧与自信在画花、画鱼和动物；9岁、10岁的小书法家写出的作品满可以在博物馆展示。有一次去两位小艺术家的家里参观，我们从孩子的父母处得知，他们每天练习数小时以完善他们的技艺。

创造力第一？

从对创造力的态度来说，优先次序似乎是颠倒了：西方的年轻人先是大胆创新，然后逐渐深谙传统；而中国的年轻人则几乎离不开传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同样可能发展到具有创新的境界。

美国人的立场可以概括起来这么说，我们比中国人更重视创新和自立。我们两种文化的差异也可以从我们各自所怀的忧虑中显示出来。中国老师担心，如果年轻人不及早掌握技艺，就有可能一辈子掌握不了；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同样地急于促进创造力的发展。美国教育工作者则担心，除非从一开始就发展创造力，不然创造力就有可能永不再现；而另一方面，技艺可于日后获得。

但我并不想夸大其辞。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当今，中国在科学、技术和艺术革新方面都展示了巨大的创造力。而西方的创新突破则有被夸大的危险。如果仔细审视任何一项创新，其对以往成就的依赖则都显而易见（“站在巨人肩膀之上”的现象）。

然而，假定我这里所说的反差是成立的，而培养技艺与创造力两者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标，那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能否从中美两个极端中寻求一种更好的教育方式，它或许能在创造力与基本技能这两极之间获得某种较好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