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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代蒙古游牧民族文化对中国工艺美术的影响，从工艺美术的角度去看，显的卓越无比。中国元代是以蒙古族游牧主贵族为主，代表蒙、汉及其他少数民族大地主和上层贵族利益的政权。来自尚武的游牧文化的影响，元代工艺美术风格趋向粗犷、豪放和刚劲。带有浓厚的蒙古游牧民族风格，对后面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粗犷豪放的风格，上层及贵族爱好，陶瓷工艺，织绣工艺，漆器工艺，金属工艺，玻璃工艺，珐琅器工艺，文房四宝工艺，宝石镶嵌工艺，多元结合体。

正文：

元代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民族性格、宗教、风俗、习性、文化等因素给工艺美术带来了新的面貌。蒙古帝国征服过程中，给被征服地区带来了灾难，但却结束了唐后期藩镇割据以来国内几个民族政权长期并立的分裂局面，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及各民族和地区间的交流，形成这个时期多种文化兼容并蓄的特点。元代工艺美术在一定程度上受多元文化的影响，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蒙古族游牧文化和蒙古贵族的审美情趣。

游牧民族对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贡献，从工艺美术的角度去看，显的卓越无比。诸如技艺精湛的红山文化玉器、厚重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绚丽多彩的马家窑文化与辛店文化彩陶、久负盛名的西域毡毯、蜚声中外的东夷黑陶，都是镶嵌在中国文化宝冠上的璀璨明珠。至于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各种手工艺品，更是争芳斗艳，美不胜收。

中国元代是以蒙古族游牧主贵族为主，代表蒙、汉及其他少数民族大地主和上层贵族利益的政权。其文化特征从总体上看，仍是融合蒙古族等游牧民族文化和汉民族传统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所形成的文化总体，是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续发展和不断提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元初,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有利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措施，遂使传统的工艺美术也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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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和发展。元朝尊西藏佛教为国教，梵像的传入及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均给元代工艺美术带来殊变或折射。统治者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和精神享乐的需要，将战争中掳掠来的欧洲、阿拉伯地区及西夏、金、南宋的各行工匠组织起庞大的为皇家服务的官办手工业。匠籍可世代相传，子承父业，便于积累工艺经验，提高技艺，使官办手工业人材荟萃，技艺精湛，生产出了大量高级手工艺品和消费品，反映了元代工艺美术的发达。

蒙古族以其强大的军事势力统一中国后，工艺美术有着一定的发展。染织工艺的织金锦、陶瓷工艺的青花和釉里红是这一时期的突出贡献。来自尚武的游牧文化的影响，元代工艺美术风格趋向粗犷、豪放和刚劲。

陶瓷工艺：盛行于宋、辽、金时期南北各地的磁州窑、钧窑、官窑、汝窑、龙泉窑、 吉州窑等著名瓷窑，此时已走向衰落。唯江西景德镇窑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元代已逐渐形成了有巨大生产能力，并出现了划时代的新创造。朝廷专设浮染瓷局，负责烧造皇室用瓷，该局停办后改由饶州路总管监烧。景德镇陶瓷业的最大成就是青花、釉里红等品种的成熟。青花是以氧化钴料在瓷胚上绘以各种纹样，上釉后以还原焰烧成。其钴料有域外和国内两种。使用域外钴料,其色泽深邃如青金,庄重典雅。取自浙江、云南及江西等地的国产钴料，则呈色灰蓝或蓝中泛青灰。釉里红是以氧化铜呈色的釉下彩，其工艺、器型、装饰等大体与青花瓷器相似。但其显色较青花难度更大，成功的显色堪与宝石红媲美，但大都泛出深浅不同的灰色，有的呈乌金或淡墨色。红、蓝单色釉瓷的烧成，标志着中国单色釉瓷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间白釉瓷也出现了崭新的变化，其釉呈卵白色，因印有“枢府”字,故又名枢府窑,其中以“天禧”款为其代表。磁州窑品种繁多,产量庞大,纹饰趋于简化。均窑显色不见火焰红和火焰青，仅见月白地或点红斑者。龙泉窑瓷器釉色偏绿，器体大型化。吉州窑也趋向潦草。元代对外贸易较之前代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陶瓷的输出也明显增多，为适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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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需要，东南沿海地区的制瓷业亦有所发展，产品大量增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中占的比重日益扩大，并逐步超过了金、银、铜、漆等器皿。

织绣工艺：元代纺织、印染、刺绣等工艺，继宋、金之后又有不少进步和提高，其中江南丝织业尤为发达，产品远销大都及其他城市。元朝内廷设官办织绣作坊80余所，产品专供皇室使用。绫绮局、织佛像提举司等官办织绣作坊所绣织的御容像、佛像等，应是元代织锦业重大发展的代表，纳石失则是其丝织业的新成就。它最初是由阿拉伯工匠以金丝色线织成，地色与金丝交相辉映，富丽堂皇，故亦名织金锦，对后世织金锦缎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具有悠久历史的蜀锦仍盛行不衰，著名者为蜀中十样锦。绫、罗、绸、缎、绢、纱等各地均有织造，其中缎织物业已成熟,益臻精美,集庆纱、泉缎、魏塘机绢等都是元代丝织名品。缂丝似较南宋朱克柔等人缂丝稍嫌退化，但仍具有一定水平。棉、毛织业的兴起与发达也是元代纺织工艺的重大成就。花毯、花毡工艺的发展与蒙古族的生活起居有紧密的联系，大毯有的长达16.67米，宽7.5米，足知作坊规模非同一般。刺绣仍是城乡女红的副业，尚未形成地方名绣。印染业是纺织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染缬又有它独立的审美价值，此时的松江棉布印染，其效果如同绘画般精巧细致。

这两个工艺在元蒙古游牧民族的影响下发展显著，其他工艺也有其发展：元代礼仪上承宋、金，亦用金玉作为典章用具。故元代玉器工艺在宋、金玉器业的基础上得到持续发展。中统二年（1261)在大都设金玉局,至元十五年(1278)设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玉局提举司，负责管理宫廷用玉的生产。至元十七年又设杭州路金玉总管府，辖金玉玛瑙工匠数千户。元代玉器的风格与宋、金相连，重写实与寓意，制做上善用镂空，技艺娴熟，形象生动。但作工稍显粗犷，保留了较多的斧凿痕，亦别具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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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工艺：民间多用漆髹饰木竹器,可防潮牢固,适用美观。光素漆器在宋代基础上继续生产。元代漆器工艺成就较大的是雕漆、犀皮、戗金、螺钿等，比南宋有了长足的进步。

金属工艺：元代金属工艺以金、银、铜、铁、锡为其主要原料，以铸、锤、、錾、刻、编、累、掐、嵌等技术制成不同用途的日用器物和高级工艺美术品。当时的贵族阶层和酒楼饭庄都普遍使用金、银器。但朝廷对金器如同玉器一样控制极严，只准五品以上官员才能使用金、玉茶酒器。铜镜仍是元人整容的必备用器，多重实用，精美者较少。

玻璃工艺：玻璃古称琉璃，近世称“料”。元代玻璃器最重要的产地是山东益都颜神镇。在此地曾发现过元末明初的玻璃炉址与残品，经检验表明，其钾钙含量较高，含铅量很低,属钾钙玻璃,与唐宋高铅玻璃已显著不同。《元史》载“将作院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辖玉局,当是制造“罐子玉”的官办作坊,可能设于大都或颜神镇。

珐琅器工艺：元代珐琅器是珐琅与金属的复合工艺品。珐琅是以硅、铅丹、 硼砂等原料，经熔炼、冷却、磨碎成粉末状彩料,以其填绘于金、银、铜 、陶、瓷等器胎之上，经烘烧而成。元代掐丝珐琅、錾胎珐琅均先后传自西方，不久便在中国艺术土壤上扎根、开花、结果,并迅速完成了民族化过程,成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种类之一。

文房四宝工艺：元代文房四宝工艺继承和发扬了汉唐以来文具的装饰与审美的因素。元代吴兴制笔业在文人指导下得到了提高，先后出现了冯应科、张进中、吴、姚恺、陆震、杨鼎等名匠。其中冯应科笔与赵孟字、钱选画被称为吴兴三绝元代湖笔，端、歙二砚，宣纸，徽墨为以后文房四宝制造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此外，元代宝石镶嵌工艺也开始抬头。陶宗仪《辍耕录》专辟“回回石头”一节，介绍西方宝石的品种、名称、性能。皇帝也以宝石作帽顶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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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清宝石镶嵌工艺的发展，开启了门户。玛瑙、甸子等彩石雕刻工艺在各地继续生产，制作各种佩饰和装饰品。竹、木、牙、犀、骨、角等装饰雕刻，为适应统治者、上层贵族及一般社会生活和审美的需要也在持续生产。

由于蒙古族早年的文化状态十分落后，他们占有汉地工艺美术品的时间虽然必定很早，但以其当时的文明程度，若要欣赏如宋的清隽典雅，还相当困难。他们又较早地接触到了伊斯兰手工艺品，对其外现的精美华丽很快宝爱非常，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们对工艺美术的审美判断是由伊斯兰艺术培养起来的。这对元代工艺美术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元代蒙古贵族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统治期间里，并没有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总的来看，这时期的文化具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蒙古贵族的游牧民族文化；二是汉族的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另外，由于版图的扩展和中外的交往，还出现一部分传来的并未消化的外来文化。但是作为文化之一的工艺美术，其代表时代风貌的是一种豪放、疏野的特色。工艺美术的造型庞大，器形的简略，色彩的艳丽，放映了游牧民族的雄健粗犷的审美要求和生活需要。采棉的推广，工艺技术的交融和发展，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贡献

我们可以说元代的工艺是一个多元的结合体，它包含了蒙古游牧民族自身的文化、汉族遗留文化以及外来文化，在此基础上，元代工艺快速发展，达到那个时代的一个阶段，为我国的工艺美术留下了辉煌的一笔，同时也为中国的工艺美术后期的发展奠定了以个良好的基础，使我国的工艺美术界拥有无与伦比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