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ucation Act) 以后，美国政府和基金会( 特别是福特基金会) 开始大量投入资金，美国汉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一分期方法是和将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 看作美国汉学之父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费正清1907 年出生于南达科他州，1929 年于哈佛大学毕业后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在以《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 ～ 1834) 等著作闻名学界的马士(Hosea B. Morse) 的指导下，费正清把中国海关问题定为其博士论文的题目，从而确立了从外交史和制度史入手、以近代中国为课题的研究方向。这一研究方向与传统的汉学———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行文献考证———截然不同，是一种全新的尝试。1936年费正清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并回哈佛大学执教。在此后的40 多年中，费正清以哈佛大学为基地，将自己开创的“地区研究”( regional studies) 模式推广到全美，乃至全世界。1991 年费正清去世后，曾经听过他的课程并和他共事多年的余英时先生给予了这样的论断:“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美国的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哈佛大学历史系正式把中国近代史列为一门课程是从他开始的。他的逝世象征着这一学术领域的一个时代的落幕。”

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地区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关注近现代中国，服务于现实需要;二是在语言技能之外更强调学术训练，特别是各种社会科学方法( 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 的训练;三是在学科分工的基础上强调跨学科研究。其中第二点是最为关键的，费正清曾将“地区研究”简单地归纳为“传统汉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① 结合之后的汉学研究就不仅仅局限在中文系( 东亚系) ，而是进入了各个学科。根据周法高1964 年的实地考察，哈佛大学当时开设中国课程的有东亚系、历史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人类学系、法律系、美术系、音乐系，其他如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情况也相似。② 所以也有人将费正清开创的这种研究模式称之为“中国研究”或“中国学”( China Studies 或Chinese Studies) ，以区别于传统的以语文学和文献考证为特色的“汉学”( Sinology)。1955 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建立可以作为这种新模式诞生的标志，但中国研究的确立并不代表传统汉学研究的退场。哈佛燕京学社的存在和它的广泛学术影响就是一个明证。哈佛燕京学社于1928 年建立后，曾计划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 来担任社长，后来伯希和推荐了自己的学生、俄裔法籍汉学家叶理绥( Serge Elisseeff) ，这非常好地说明了20世纪前半期欧洲汉学对于美国的影响。哈佛燕京学社毕业生的研究业绩同样可以说明这一点。以20 世纪30 年代初期哈佛派往中国进修的学生为例，顾立雅(Herrlee G. Creel)主要从事中国上古史和哲学史的研究，希克曼( L. Sickman ) 专攻中国艺术史，卜德(Derke Bodde) 则潜心研究中国思想史，他们都将研究范围集中在中国古代，且主要从事微观考证工作。③ 值得一提的是，费正清1933 年在中国做研究期间曾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但没有成功，不得不通过在清华大学授课来解决生计问题，这一经历对他日后决心另起炉灶大概产生了某种心理影响。但东亚研究中心的建立并没有取代哈佛燕京学社，而只是通过“促进对现代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