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用得多，我是个工作很积极的人，又不是植物人。

我住在闹市区附近，可以坐着轮椅到处走走。我真想知道如果她突然摔坏臀部，不得不爬着去上班时，会是什么感受。

政府削减福利开支已经导致许多人挨饿受苦，我只是其中之一。但它对脊柱伤残的人的影响更为突出：政府已经不管我们的轮椅了。

每次我的轮椅出问题，掉了螺丝，需要换个新轴承，或刹车不灵时，我都打电话给苏珊娜，但每次都要挨训。

她最后总会说：“好吧，如果今天我能抽出时间的话，我会找医务人员的。”

她该通知医务人员，由医务人员来确认问题确实存在，然后打电话给各家轮椅维修公司，拿到最低的报价。 接着医务人员就通知州政府的福利总部，他们再花几天时间考虑这件事。而这期间我只能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最后，如果我幸运的话，他们会给我回电话，同意维修。

当福利部门获悉我画漫画赚钱时，苏珊娜就开始每两个星期“拜访”我一次，而不再是每两个月一次了。 她寻遍每个角落，想找出我未上报的电器，或者是女仆、烤炉里的烤猪、停在房后新买的直升飞机什么的。 她从来都是一无所获，但最后我总要填厚厚的一叠表格，说明每一分钱的来历。

如何逐渐脱离福利照顾，这在法律条款中没有明确规定。我是一个独立的生意人，正在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市场。

要脱离福利救济，一下子每月挣2, 000美元是不可能的。但我很想自己负担部分生活费用，不必在每次需要为轮椅买点配件时都去尴尬地求人。

真需要有一位律师来捍卫福利救济对象的权利，因为这一福利体制不仅容易使福利提供者滥用权力，也很容易使救济对象滥用权力。

前几天，由于药剂师说我使用的医疗用品超出常量，于是福利部门派苏珊娜到我的住所调查。 我确实多用了，因为外科手术中切的排尿孔的大小改变了，尿袋的连接处发生渗漏。

她正做着记录，我家的电话铃响了。苏珊娜接听了电话，是一位州议员打来的，这使她慌了一下。

数以千计像我这样的福利救济对象，如果允许的话，可以慢慢地负担自己的一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费用，对此，我要不要在州政府的委员会里尝试着做点儿什么呢？

还用说吗？我当然要！总有一天，像我这样的福利救济对象将在一种新的福利制度下过上好日子，这种制度不会千方百计证明福利救济对象在欺骗，而是要鼓励他们自立。

他们将能自由地、毫无愧疚、毫不担忧地发挥他们的才干，或拥有一份稳定的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