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煮，靴底被蘸着盐和胡椒吃掉，就像上好的鱼片一样（鞋钉就像鱼骨那样被剔除）。

这种对事物的转化，以及他一次又一次做出这种转化的技巧，正是卓别林伟大喜剧的奥秘所在。 他也深切地渴望被爱，同时也害怕遭到背叛。

这两者很难结合在一起，有时这种冲突导致了灾难，就像他早期的几次婚姻那样。

然而即使是这种以沉重代价换来的自知之明也在他的喜剧创作中得到了表现。

“流浪汉”始终没有失去对卖花女的信心，相信她正等待着与自己共同走进夕阳之中；而卓别林的另一面使他的凡尔杜先生，一个杀了妻子的法国人，成为了仇恨女人的象征。

令人宽慰的是，生活最终把卓别林先前没能获得的稳定和幸福给了他。

他找到了沃娜·奥尼尔·卓别林这个伴侣。她的沉稳和深情跨越了他们之间37岁的年龄差距。他们的年龄差别太大，以致当1942年他们要结婚时，新娘公布了他们的结婚日期后，为他们办理手续的官员问这位漂亮的17岁姑娘：“那个年轻人在哪儿？”──当时已经54岁的卓别林小心翼翼在外面等候着。 由于沃娜本人出生在一个被各种麻烦困扰的大家庭，她对卓别林生活中将面临的挑战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因为当时关于他俩有很多毫无根据的流言。后来在他那个有那么多天才孩子的大家庭中，卓别林有时会引发争吵，而她则成了安宁的中心。

卓别林死于1977年圣诞节。

几个月后，几个近乎可笑的盗尸者从他的家庭墓室盗走了他的尸体以借此诈钱。

警方追回了他的尸体，其效率比麦克·塞纳特拍摄的启斯东喜剧片中的笨拙警察要高得多。但是人们不禁会感到，卓别林一定会把这一奇怪的事件看作是对他的十分恰当的纪念──他以这种方式给这个自己曾为之带去这么多笑声的世界留下最后的笑声。

UNIT 3人人都觉得福利救济对象是在骗人。

当我认识的许多坐轮椅的人面临与宠物猫分吃生猫食的窘境时，都会向福利机构多骗取几美元。

为了能领到一点额外的福利款，他们告诉政府说他们实际上少拿了200美元的养老金，或告诉社会工作者，说房东又将房租涨了100 美元。

我选择了过一种完全诚实的生活，因此我不会那样做，而是四处找活，揽些画漫画的活。

我甚至还告诉福利机构我赚了多少钱！哦，私下里领一笔钱当然对我挺有吸引力，但即使我挡不住这种诱惑，我投稿的那些大杂志也不会去给自己惹麻烦。

他们会保留我的记录，而这些记录会直接进入政府的电脑。真是态度鲜明，毫不含糊。

作为一名福利救济对象，我必须在社会工作者面前卑躬屈膝。

社会工作者心里知道，许多救济对象在欺骗他们，因此他们觉得，作为补偿，他们有权让救济对象向他们点头哈腰。

我并不是故意感到忿忿不平。

大多数社会工作者刚开始时都是些大学毕业生，有理想，而且思想开明。

可是，在这个实际上是要人撒谎的体制里干了几年后，他们就变得与那个叫“苏珊娜”的人一样了──一个穿运动短裤的侦探。

去年圣诞节过后不久，苏珊娜到我家来了解情况，看到墙上贴着新的宣传画，便想知道：“你从哪儿弄到钱来买这些？”“从朋友和家人那儿。”

“那么，你最好要张收据，真的，你接受任何捐献或礼物都要报告。”她这是在暗示我：得哀求她了。但是我却将她顶了回去。

“那天在马路上有人给我一根烟，我也得报告吗？”“对不起，卡拉汉先生，可是规定不是我制订的。” 苏珊娜试图就修理轮椅的问题训斥我。由于福利部门不愿意花钱好好地修理，所以它总是坏。 “您是知道的，卡拉汉先生，我听说您的那辆轮椅比一般人用得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