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兰特下跪赎罪受到称赞》备课资料：第一个向犹太人下跪赔罪的德国总理—(2)

勃兰特待人接物充满人情味，性格坚强，虽不如总理阿登纳那样德高望重，颇具权威，但他喜欢依靠说服、呼吁理智和道德勇气以及依靠政治行动的说服力来赢得民众对他自然而然的信任。

在政治上，勃兰特推行“和平政策”努力去实现使“另一个德国”出现在世界上的目标，其中寻求同自己本身以及从前的敌人取得谅解。勃兰特作为德国总理跪倒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纪念碑前的举动轰动了世界，他的所作所为，赢得了世界的普遍赞誉。

新闻媒体评价说：“敢于这样做的，也许只有这位能被西方和东方的抵抗运动见证人都视为自己人的德国总理。”

与此同时，他对战争中德国人的罪过与责任论述更加理智负责任。）

想到这里，奥里娅娜·法拉奇说：我明白了。那末……我想到了您对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访问。我想问您。您在多大程度上感到您这一代人所承担的德国人的罪责？

勃：我明确区分罪过和责任。我问心无愧，而且我认为把罪过归咎于我国人民和我这一代人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对的。罪过只能由某个人去承担，绝不能让人民或一代人去承担。

责任就不同了。尽管我很早就离开了德国，尽管我从来没有支持过希特勒，但用句婉转的话说，不能排除我应负一定的责任，或者称为连带责任。是的，即便我当时脱离了我国人民，对希特勒的上台我也感到有连带责任。

事实上，我们应该自问：希特勒为什么能掌权？应该回答这个问题，这不仅因为有千百万人愚蠢地追随他，而且还因为其他的人都未能制止他。是的，当时我还很年轻，但我也属于那些未能制止他的人中的一个。

在人民的生活中，决定的时刻是在政权就要落入罪犯之手的时候，也是在具备保持一个负责的政府的客观条件（但未加以利用）的时候，因为在这以后，人民就无能为力了，要把已掌握了政权的罪犯赶下台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总之，我认为在他们掌权以前人民有责任，以后就没有责任了。不幸的是青年人也有这种责任，当然与他们父辈的责任不一样。

（勃兰特的话太精彩了，作为新任的德国总理敢于不回避二战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理智地去区分罪与责，这使奥里娅娜·法拉奇当刚听完勃兰特的译员译完后，生怕录音机出差错，抓紧时间又检查了一遍，生怕因此而漏掉这样精彩的对话。

勃兰特从不炫耀权力，而是谨慎和认真地利用它。他常常凭着直觉的认识行事。那么，在华沙下跪是否也是用直觉所致，这使法拉奇在听完话后，迫切想知道这一问题。）

德国人做的任何事都不应忘记和抹掉

法：勃兰特总理，您为什么在华沙下跪？

勃：我下跪并不是因为我有罪，而是因为我想和我国人民在一起，也就是说必须和这样的人民在一起，他们当中也出现过犯有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人。那个举动不仅是针对波兰人的，而且也是针对德国人的。认为我那个举动只是针对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是不对的。

我也是，首先是针对本国人民的。因为许多人，甚至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孤独感，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

法：勃兰特总理，您那个举动是临时作出的还是事先有所准备？

勃：事先我没有考虑。下意识这类东西，事先怎么知道呢？当然，我这种下意识早就存在。我记得那天早晨醒来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我不能仅限于献一个花圈。我本能地预感到将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后来，我突然感到有必要下跪。

法：那末，您最近一次访问以色列时在亚德瓦希姆发生的事呢？在亚德瓦希姆的举动不可能是临时决定的。

勃：您说得对。对于将在以色列干些什么，在去之前我考虑了很久。我曾经听说人们叫亚德瓦希姆为真理之地，是超出人的头脑所能想像的。

可怕的真理之地，我想具体体现这个真理，因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就说明人间是有地狱的。这一点像华沙我已谈过。

我想当我在瑞典了解到当时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也说过。我比当时生活在德国或德国之外的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得早。因而，当我准备去以色列时，我刚才向您解释的那种连带责任感便向我袭来。

就像在华沙时一样，我对自己说不能仅仅面无表情或激动地献一个花圈就完事。一旦我面对面地站在曾经发生的事实面前，应对我过去的无能为力有所表示。

您明白吗？我想有所表示，不愿无动于衷。我反复地对自己说，应该有个举动，它对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有利，为未来打通一条道路。

啊，当然我不能轻率地说这是和解，因为这不取决于我。我认为我找到的解决办法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与犹太人之间有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是共同的，那就是圣经，至少是旧约。

因此我决定念第103条圣经，从第8行到16行：“他们将逃避你的威胁，听到你的声音就胆战心惊……”我决定用德文念，即用马丁·路德的语言来念。

可是，有些词句是难懂的，尤其对青年人来说是如此。于是在我飞往特拉维夫时，我仔细地研究了经文，把马丁·路德的德文译文与希伯来语的版本作了比较。我几乎保留了所有马丁·路德的富有诗意的词句 …… 此处隐藏：799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