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龙吟》教案(水龙吟教案公开课)(2)

如果说上片着重写杨花“抛家傍路”之情态;那么，下片则着重写杨花之归宿，更加涂上了诗人的感情色彩。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

这过片承“也无人惜从教坠”，从“不恨”和“恨”相对立意，一收一拓，引出春残不可收拾的怨恨，进一步深化了词意，杨花非花，所以无人怨恨，但此花飞尽，却说明春光已逝，却是可惜的。这里又以落红衬杨花，更见花无人顾惜。以上惜春事已了。

紧接着作者写出杨花之归宿：

“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

三句惜杨花沾泥落水也。因为杨花与春并存，杨花飞尽就意味着春已归去，因而杨花与“春色”混而为一，并直称“春色”而不言杨花。旨在告诉我们，前面伤杨花之消失，实即伤春之消失。这三句仍在回答“遗踪何在”，深入一层“恨”杨花之“飞尽”。它们三分之二变成尘土，三分之一随流水而逝。春色也就在它们的或沾泥或落水中而谢去。看起来是追踪杨花遗踪，实质上是在探寻“春归何处”;看起来是慨叹杨花遗踪杳然，实质上是在伤感“春无踪迹”。可见字里行间倾注了诗人无限痛惜、无限怅惋之情!这种感情差可与辛《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的惜春之惜相比并。这几句伤春，但也借咏杨花飘坠而叹春残无迹，寄寓了词人对时事不可为的幽怨、怅惘。我们知道，苏子虽达观，但乌台诗案，黄州之贬，曾一度使他雄心壮志消磨殆尽：“别来未一年，落尽骄气浮”。“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不过作者毕竟是注目现实的人，在赴贬所黄州路上，看见“满地鞭捶痕”，而“悲歌为黎元”。到黄州后，写的《五禽言》、《鱼蛮子》等诗中，又一再发出了“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蛮子叩头泣，勿语桑大夫”的浩叹。因此，时事不可为的怅惘，年华虚掷、青春虚度的伤感交织在一起，这也许是“故写其意”的内容之一吧!

结尾三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系由唐人诗“君看陌上梅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点化而来。近承“流水”，遥应“寻郎”，把思妇伤春之情推到了顶点。这时的杨花这思妇，梦想、希望、寻觅，都不复存在了，一切语言都不足以表达其内心的意绪，只有凭着点点滴滴的泪珠来倾泻无穷的愁思。杨花与“离人泪”合写，起到了画龙点睛作用。这“离人泪”字面上写思妇伤春，而仔细寻味，却既反映了章质夫及其家人离别、思念之意，也包含了作者自己飘泊、沉沦的感慨以及作为被弃置之人的“惜春”而杨又无可奈何的幽怨。结得干净、周到且余味无穷。自“晓来”以下，一气连贯，文笔空灵。

比较两词，在咏物的工巧，语言的清丽，章法的绵密等方面，彼此锦心绣口，难于轩轻。但在写法上仍各有千秋，章词重在用铺排手法，多从客观上描写，停留在咏物上，满足于“曲尽杨花妙处”的境界。而苏轼不仅紧紧抓住杨花特点，运用正面描写，侧面烘托和他物反衬等技巧，进行细致的、贴切的、传神的描绘;而且融注前人诗句，且又多主观染色。物物而不滞于物。借咏杨花以咏思妇，借咏杨花以抒感情，较之章词，含义更丰富，韵味更深长。比如说章词，全篇未离眼前景物，纯是咏物，没把花、人、情有机结合起来，末尾虽也以“盈盈泪”状少妇之情，其境界仅止于古诗词中常见的文人伤春之情罢了。而苏虽亦咏花，其意却不止于杨花。情洋溢着全篇，支配着咏物、写人。如沈谦《填词杂说》里所说：“东坡‘似花还似非花’一篇，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也就是说，通篇为一种迷茫思怨情绪所笼罩。在婉转幽深的艺术境界中，极其深沉地吐诉着作者对自己身世与时代、家国的感慨，从而曲折地映照出北穴后半叶文人士大夫在精神世界中陷入的危机感、悲凉感以及幻灭感。整个词篇亦物亦人，物我相融，寄托遥深，达于胜境，其胸次境界非章词所比。沈祥龙曰：“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非“沾沾焉咏一物”正是苏轼所长。因此，我们可以说：两词咏物同工，而胸境殊异。

其次，苏词艺术构思亦胜于章作。作者笔下之杨花，变化多姿，形象飞动，有比兴、有寄托，把咏物、写人、抒情结合起来。在咏花的同时，亦勾勒了一个少妇的形象。原作就单调一些，情感、人、咏物没有完整地统一，终为物所束缚，不敢放开笔墨。因此，“命意用事”虽亦“潇洒可喜”，但终有“织绣工夫”(朱弁《曲洧旧闻》)。可见，苏作与章作比，前者给人一种流动美，后者给人一种静态美;前者写出了物之神之魂，后者写出了物形;前者化工，后者画工也。苏轼曾在《书焉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说：“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赋诗即此诗，定非知诗人。”他主张神似而不满“形似”，这首咏杨花词正是他这种艺术见解的实践。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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