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话语中的闺阁女性形象

在中国古代的闺怨诗中，有不少诗作是出自男性之手。这些男性诗人或以女性的身份和口吻代女性立言，或从男性主体的角度叙写闺阁中的女性。但无论从那个角度入手，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女性不幸遭际和命运的同情，并在一定程度上抒写了闺阁女性郁积在胸的孤苦与幽怨。因此，有人把此类诗称之为“男性文化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但是，任何一个男性诗人，他毕竟不是女性，所以他无法进入女性的经验世界中，女性独特的个人生活空间、独有的女性感觉和生理心理体验等，都是男性诗人所无法体察的。所以男性诗人闺怨诗中的女性形象，无疑都是男性主体异己的想象，她们被自觉不自觉地纳入了男性文化的历史编码中。盛唐诗人王昌龄是男性诗人中写闺怨诗的高手。他最为著名的《闺怨》一诗就是一个典型的男性主义文本。

闺中少妇不知愁，

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

悔教夫婿觅封侯。

诗的开头两句完全是从男性的视点来写女性的。后世的诗论者在分析这首诗时，同诗人一样，也总是无一例外地把第二句“春日凝妆上翠楼”中的“凝妆”作为首句“闺中少妇不知愁”的证据来加以解说。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女为悦己者容”，一旦作为“悦己者”的男性（主要是指丈夫）不在眼前，其化妆的意义便不复存在。“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伯兮》）。因无男性欣赏，女性不必为悦己者而容，“懒妆”应是那些独守空闺的少妇们惟一理想的形象。而诗中的这位闺中少妇，丈夫离家出征，不在眼前，还浓妆艳抹，恣意梳妆，分明是不知愁滋味。这完全是以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眼光来审视女性的结果，女性始终被置于一个“被看者”的客体地位。男性中心主义者认为，女性是属于男性的财产，一个女人的价值只能为一个男人奉献，其美丽的一面也只能留给其男性主人公欣赏，一旦爱慕他的男性远离，其美色便暂时失去了意义。更有甚者，一些男性甚至还对他离家后女性行为、妆梳都要做出许多规定，比如不准化妆、不准外出等等，以免引起其他男人的非分之想。他们如同保扩自己的财产一样，保护自己的性特权。不然，男人出门在外，怎能放得下心呢？

王昌龄作为一个男性作者，在叙写闺阁中的女性形象时，带着一种处于社会性别支配地位的优越感，因而与女性抒情主体在内在感情上处于游离状态，很难做到水乳交融，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男性视野中的女性形象，带有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色彩。他认为，闺中少妇“凝妆上翠楼”是“不知愁”的表现。在我看来，女性形象固然可以作为男性主体审美的对象，但女性毕竟不同于花花草草之类的自然审美客体，她兼有审美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可迎合男性审美的需要，给男性以愉悦之感，同时愉悦自己。另一方面，在那个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当女性容貌衰减时，也会影响女性自己的心态。因为容貌衰减，即意味着女性资本受损，直接关联女性生存功利的大计。女性一旦有此忧虑，便会特别注意外在的修饰。君不见，甚至到了当今社会，不少女性，尤其是一些中年女性对美容、减肥、隆胸等还趋之若鹜，甚至为此遭罪受苦，仍乐此不疲吗？你固然可以说这是女性爱美悦己的一种表现，但仔细玩味，你便不难发现这种“爱美”的背后，其实隐藏着男性欲望化的审美眼光。这种修饰本身正是女性内心忧愁的一种表现，其中隐含着种种无奈和难言之隐。它折射出了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对女性生命的一种潜移默化的摧残。《闺怨》一诗中的女主人公的“凝妆”，或许正是她“知愁”的一种表现，她生怕将来觅得了“功名”后的丈夫厌弃自己，到时自己岂不由眼前的“怨妇”变成“弃妇”？

另外，她的登楼赏春之举也正是她“知愁”的一种外在表现。独守空闺，孤灯只影相伴，自然寂寞，何况还是正当青春年华的少妇，更应该是寂寞难耐了，故才有登楼赏春之举。她是想借此举来散散心，驱解心头的忧愁苦闷。可谁知此举犹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未曾料及“忽见陌头杨柳色”，反倒惹起一腔幽怨。“杨柳”乃陌上常见之物，何以能如此触动少妇的情怀呢？这恐怕和杨柳被我们中国人赋予的文化内涵及杨柳本身的形态特征有关。杨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不仅仅是“春色”的代替物，更是友人别离时相赠的礼物。因柳与“留”谐音，古人有折柳相赠的习俗。诗中的这位少妇由于丈夫的远离，生理与心理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情感上处于一种严重的缺失状态。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处于严重缺失（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生理上）状态中，对极微弱的外界刺激也会有敏感的反应，并且当个体无法消解这种种缺失时，想象力往往会变得异常活跃。加上杨柳下垂的形状及其柔软性与人悲哀的心理结构具有异质同构性或结构上的相似性，因此当这位闺中少妇见到春风拂动下的杨柳， …… 此处隐藏：968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