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

权使得个人的投资收益等于社会收益。

诺斯认为产权的界定、调整、变革、保护是必要的。

（二）国家理论

诺斯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如果国家能够界定一套产权，提供一个经济地使用资源的框架，就能促进全社会福利增加，推动经济增长，这就是国家契约论；如果国家界定一套产权，仅使权力集团的收益最大化，就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会造成人为的经济衰退。

为什么国家对经济发展起着双重作用呢？诺斯认为国家作为“经济人”提供服务有两个基本的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制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事实上，这两个目的是不一致的。第一个目的实质上是国家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收入最大化，但国家为使自己的“垄断租金”最大化，并不关心交易费用的降低和有效率的制度的创新，从而会阻碍经济的增长。第二个目的是界定一套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且完全有效率的产权以推动经济增长。基于上述两个目的的不一致性，国家在竞争约束与交易约束下会界定一套有利于统治集团而无效率的产权结构。

另外，诺斯认为国家是一种不可控的、神秘的、超经济的力量，因而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并

没有解释国家存在的原因，而强调了国家的暴力。他以为“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为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利用暴力”。

（三）意识形态理论

诺斯认为，只有意识形态理论才能说明如何克服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搭便车”现象，才能进一步解释制度的变迁。在诺斯的制度变迁论中，国家理论说明产权是由国家界定的，而产权理论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取决于产权的有效性。但是上述两大理论并没有成功解释如何克服“搭便车”的问题，也许产权的无效率性及其不完全性，可以部分地解释“搭便车”等经济行为的存在，但是产权的充分界定及行使，经济行为的监督与考核是要花费成本的。在成本小于收益的情况下，有效率且完全的产权也许勉强克服了这种经济行为，然而在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单靠有效率且完全的产权无济于事。总之，上述两大理论无法彻底克服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无法完全阐明制度变迁。因此，制度变迁的研究需要一种意识形态理论。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使人的经济行为受一定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等的协调而更加公正、合理并且符合公正的评价。当然这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一旦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合时，人们会改变其意识观念，这时意识形态就会成为一个不稳

定的社会因素。

三、诺斯对产权理论的贡献

诺斯对产权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即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在其早期对远洋运输和美国国际收支所做的研究中，将新古典生产理论与经济史中所发现的数据结合起来，这种新的方法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诺斯并不满足于此，他又利用产权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中制度变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诺斯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权理论，分析西方世界最近两个世纪中工业化的更为一般的理论，目的是探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趋势，经济发展对制度的内在要求。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诺斯开始总结他30多年研究经济史的经验，从中提炼出一些对经济学尤其是对新制度经济学有重要贡献的理论。概括起来说，诺斯理论的主要贡献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第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第三，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没有涉及的内容，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地发展了产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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