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好政府主义”

阁” , 这届政府自然也就是“好人政府”。“好人政府”的成立, 使胡适感到快慰, 他急切盼望这届政府能实施他的“政治主张” , 并为此而忙碌。王宠惠组阁期间, 胡适即给他写信, 忠告他做点计划: 宁可“为一个计划上台, 为一个计划的失败而去”。 “没有计划而来, 没有计划而去, 是可耻的事。”胡适、蔡元培等人还发起“谈话会”来讨论政治问题, 并提议将这种谈话会变为经常性的活动。然而, 由于“好人内阁”只不过是直系军阀手中的一个工具和装饰品, 实权全为军阀所控制,“好人政府”不可能按照胡适的幻想运转,“好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实际上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幻想。8 月14 日, 胡适赶做了一个政治计划, 预备着与内务总长孙丹林交谈一下有关财政、南北统一、裁兵以及中央政局等问题。可是, 孙丹林是吴佩孚的亲信, 同吴佩孚一样, 也正在做着“武力统一”的迷梦。他声称:“要是我肯给子玉(注: 吴佩 孚, 字子玉)上条陈, 只消两师兵直捣广州, 什么事都没有了”。这句话使胡适等人大为生气。1922 年 9 月 22 日, 胡适、蔡元培等人举行茶话会,讨论“今日的政治计划”问题。与会者中有5 位是曾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的人。他们盼望王宠惠内阁把他的政治计划宣布出来。而王宠惠却大发牢骚, 声称他要钱没钱, 要权没权, 所以他只有“吃饭”、“过节”两项, 此外一无政策, 二无计划。会上, 蔡元培指出:“王内阁在今日大家的眼里只是一个洛阳武人的内阁, 若能用华府会议作标题, 可以使王内阁的旗帜一新。”胡适也提出两点建议:第一, 由北京政府速即召集一个各省会议。第二, 由北京政府公开调解奉、直的私斗, 消除那逼人而来的大战祸。然而, 这个建议, 黎元洪不敢做, 王宠惠内阁也不敢做, 新召集的“旧国会”也不敢提倡。北方的战祸不能消除, 裁兵之论当然成了空话了。通过这次茶话会, 胡适深深感到:“这班阁员是抬不起来的, 但我们到了这个时期, 不能不把死马做活马医, 只是尽人事罢了!” 不仅如此,“好人政府”成立后即在重重矛盾中喘息。这时, 既有总统、国会与军阀间的矛盾, 又有直系军阀内部保定、洛阳派之间的斗争。而“好人内阁”这个军阀间矛盾的产物往往又成为矛盾的焦点。在直系内部, 以曹锟为首的“保派”竭力想推倒王宠惠内阁, 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派”则以种种理由反对倒阁, 两派各不相让。1922 年11 月18 日, 倾向“保派”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人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与外国人签订借款合同时, 使国家蒙受几千万元损失以及有贪污嫌疑等问题,威逼总统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 形成轰动一时的“罗案”。11 月 29 日, 王宠惠内阁被迫宣布解散, 所谓的“好人政府”到此寿终正寝。“罗案”发生后, 胡适甚为震惊和气愤。他在《努力》上发表文章, 严正指出:“ 法律是政治的根本, 违法的恶例是开不得的。 上自总统,下至极小的官吏, 总觉得法律不方便, 命令方便,国家又怎样能有法治, 人权又怎样能有保障呢?”他声明:“我们对于王(宠惠)罗(文干)诸君的政治上的才具, 确是不很满意的。但我们至今还承认他们的人格上的清白可靠。我们希望这一案能有一个水落石出, 叫大家知道‘好人政治’的最低限度的成效是‘人格上禁得起敌党的攻击’”。同时, 胡适也不无感慨地说,“好人政府”并不等于“好”政府。好政府不但要人格上的可靠, 还要能力上的可以有为。“好政府”的垮台, 对胡适是一大打击, 他感到心灰意冷了。他想起了汤尔和曾对他说的话:“我劝你不要谈政治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 也未曾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 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你们说的话, 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 我们走的又是另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在回顾这一年半来的国内政局之后, 胡适承认:“今日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 , 一年半来一切谋 求政治改革的梦想都失败了。“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 真可谓止了壁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胡适深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他对北洋军阀统治极为不满,“要求国中自命‘好人’的人们出来批评政治、干预政治, 改革政治” ,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府, 但却不敢从根本上去改造它, 推翻它; 他要求改良社会制度, 却不赞成甚至反对革命; 他崇信“协商”、“舆论”、“监督”和“公开”的作用, 希望通过这些手段来达到政治民主、廉洁的目的。在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时期, 这些主张和要求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 胡适的这些主张是在不触动军阀政权的前提下的一种改良, 是不能实现的。他们认为南北问题的解决须先从改革当前政治入手, 并且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可能。然而, 恰恰是他们深信不疑的问题, 根本不可能解决。他们企图以“舆论”和“监督”办法促进“协商” ,然而哪个军阀会因为资产阶级的舆论而愿自动下台? 哪个军阀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监督? 这种与军阀谈民主、谈监督的作法, 无异于与虎谋皮, 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妥协和幼稚天真。因此, 胡适等人的“政治主张” , 只不过是献给 军阀政府的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改革”药方罢了。正如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好政府主义”的实质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中国共产党指出,“好政府主义者诸君呵! 你 们刚才发出‘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呼声, 据中外古今革命史上的教训, 你们这种妥协的和平主义, 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 正都是‘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障碍物。军阀势力之下能实现你们所谓好政府的涵义吗? 你们观察现时京、津、保的空气, 能实现你们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和六个具体主张吗?”“军阀与战乱如形影不相离, 所以军阀不消灭, 不但好政府主义者所谓好政府无从实现, 军阀自身之坏政府, 亦必在不统一的动摇之中, 而全国人民之产业生命,亦必随而动摇而丧失”。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道路”“决不是在封建的军阀势力之下, 选一个民主派人物做总统或是选几个民主派的人物组织内阁的意思” , 而是“只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