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类书发展原因探析(2)

发布时间：2021-06-07

隋唐时期问题研究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之有关于世运，

尚矣。……由秦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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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史苑

每以斯文之盛衰，治盛则典册兴，

２００６（６）

一，为经学的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从隋代开始，南北经学走向统一，“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

［１９］“自隋并陈……南方书籍……义疏之类亦流入北方”。可

占斯世之治忽焉”。“运殂则铅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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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不独人主风尚系之，而世道往往以为候”。

方便于帝王、皇族、臣僚士大夫学习、熟悉封建文化的全部知识，以及临文取材用事，也是促进隋唐类书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古代有着官修类书的传统，官修类书的直接目的是便于皇帝阅览。这一点从《皇览》、北齐后主高纬时编的《修文殿御览》便可看出来，到了唐代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艺文类聚》的编纂目的是“欲使家富隋珠，

［１５］而成。

见，学术上的统一，使得文献得以南北交互流通，这无疑会促进图书聚集局面的出现，这就为类书这一编纂体式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南北经学的统一局面使得集成式的编纂成为这一时期图书编纂体式的重要特点。唐建国“儒学多门，章句复杂”的弊端，太宗命孔颖后，为解决

达等撰《五经正义》，

至高宗时将其作为官学的统一教材

并彻底统一了经学思

和科考取士的标准。到《九经正义》成书后，对汉代以来众说纷纭的经学做出了系统总结，

想。于是，在经过历代的图书积累的基础上，隋唐时期的文献整理工作进入了一个大综合的时期。南北经学的统一对集解体影响也很大，可以看出，

李鼎祚《周易集解》搏采３５家之

说而成，进行的是文献综合工作。从隋唐文献的整理工作

隋唐时期“多集成而少开创”，学术上出现了

纂辑之风，其结果是出现了一批义疏的集成之作和注释的集解之作。这些编纂体例与类书纂辑资料的方式有着相通之处，类书这一编纂体例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迅速发展的。

隋唐时期，分类编篡的思想已经成熟，除类书外，其他类编体文献也发展很快。总集的编纂在这一时期很兴盛，查阅《两唐志》可知，唐代的文学总集称得上是不可胜数，几近凡文人必有文集的地步。文学总集在书籍编纂上表现出的“总括”的思路和倾向亦对类书的编纂影响极大。史学发展至隋唐时期，已经由最初经部“春秋类”的附庸上升为四大部类之一，并且出现了各种史学思想、编纂题材、修史制度等，到此时需要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整理工作。在这种背景下，对前代史学进行系统总结的史评专著《史通》也出现了。凡此种种类编体文献的发展，说明隋唐时期分类编纂的思想已臻成熟，这对类书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宗教思想对类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佛、道类书的编纂上。李唐统治者自尊李耳为祖先，以道教为国教，追封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对道教的崇尚，到唐玄宗时达到顶峰。道教地位的上升，是道教类书出现的先决条件。社会上重道家的思潮促使注释老庄的书籍急剧增多，陆德明《老子音义》《庄子音义》，解》，李荣《道德真经注》，

唐玄宗《老子注》并疏，李约《道德真经新注》，

成玄陆希

英《老子注》（佚）、《老子疏》，

张君相《道德真经集

人怀荆玉”，而《初学记》则是唐太宗

因“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视及看文体”而令徐坚等编纂

科举制度在唐代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科举在唐代社会的分量极重，

这是唐代类书发展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条

分秀才、明经、

件。唐代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是常举，

进士、明法、明书、明算、道举、童子等科，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重要。明经科考试包括帖经、经义和时务策，全靠背诵，相对容易考中，当时明经科的录取率为十分之一二。进士科考试内容包括帖经、诗赋和时务策，录取率为百分之一二。进士虽难中，但一旦及第即飞黄腾达，及进，士第被视为“士林华选”进士考试要考诗赋，

甚至到了“缙绅虽位极人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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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的地步。进士及第难，是因为

所谓“丹霄路在五言中”。作诗赋

一方面需要应试者作出独立思考，一方面又需要应试者具有丰富的资料储备。中进士的关键即在过诗赋一关，在这种背景下，各种聚集资料备考的类书自然会大量出现。

３个人原因

隋唐时期的文人有一种倾向，即热衷于编纂类书。之

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帝王为参与编修类书的文人提供了优厚的待遇，

但更深层的原因还是文人内在的思想传

统。儒家有“述而不作”的传统，孔子在编辑整理古代典籍方面开了风气之先。重视立言扬名，追求文章不朽的价值观念也是隋唐文人甘于编纂类书的一个内在动因，他们也都把大型类书的编纂看作是文治的盛举。所以，虽然隋唐时的统治者编修类书是为了标榜文治，或者有其政治用意，但他们的这一做法契合了儒家传统的思想规范，是一种能为文人接受的正统观念。因此，参与编修类书的文人大都乐于为统治者效犬马之劳。纂辑资料以备临文所需或学堂授课之用，也是文人热衷于编修类书的—个原因，这也是隋唐时期类书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兔园册》的编纂，一方面是为了个人文学创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因其“皆偶丽之语”而“流行于乡间私塾，

［１８］童”。此外，

声《道德真经传》等相继出现。这类书籍的出现为道教类书的编纂提供了材料基础。自唐太宗起，兴，

武德九年（６２６年）

佛教在唐代大

六月，“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

归至京师。发展到了空

以授学

书坊出于盈利目的会为士人检索资料、应

试需要而乐于编纂或印制类书，也是促进隋唐类书发展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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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齐王元吉。大赦。复浮屠、老子法”。贞观初年

（６２７年），太宗见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