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理论与实践

摘要：革命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所有制结构的改变，从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情况看，本来就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使用暴力痛压迫阶级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禅释革命道路问题时，虽然也曾设想过和平发展的可能，但是根本的办法还是暴力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轻易地、不动干戈地交出自己的政权。因而，作为夺取政权的主要形式----武装起义，自然应当受到一切革命政党的足够重视。同样，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在经历了红军、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三个阶段后，慢慢地在理论与实践中成熟起来。

关键字：红军，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武装斗争

参考文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认识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研究》 军事科学出版社

《论持久战》 毛泽东著

何泌著 鲍世修著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在随后的三十年里（1919-1949），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在此期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在经历了红军、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三个阶段后，慢慢地在理论与实践中成熟起来。

一、红军时期

从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在此之前的八七会议中，毛泽东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强调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转折。随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奔赴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发展道路，中国革命从此出现了重大转机。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作战原则。

南昌起义的爆发，正式政治前进后在实践中的应用。然而，在此期间，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中心城市的，城市中心论的思想的影响深远，直到1928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肯定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的同时，还是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是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城市中心论的存在，让共产党走了不少弯路。正是这些弯路的存在，才让中国共产党这个弱小的力量在实践中成长起来。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卫的指示信指出：现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使中国革命的特征，这使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些事实说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使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1929年4月，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到1930年初，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继续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

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的指挥下，根据红军弱小、敌人强大的实际情况，采用“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往返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避强击弱，速战速决，连续打破了敌人一次比一次残酷的“围剿”，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并形成了红军全部的作战原则。在随后进行的第5次反“围剿”战斗中，时任中共中央领导的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不顾红军实际，先是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后又实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使红军屡战失利，遭受重创，第5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在史诗般的伟大长征中，转战14个省，突破国民党军数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翻过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通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完成了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将困境中的红军带到了延安，重新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二、抗日战争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与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开始了局部抗日战争，揭开了时节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并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之际，及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国性抗战的新时期。与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这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存在，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进行人民战争，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发动和组织广大的农民，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创建抗日民主政权，逐步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阵地。中国共产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后农村，在新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共产党内，有一些人冀望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抗战，轻视游击战争。1938年5月，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初步总结了全国抗战的经验，批驳了当时盛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双方战争的性质、战争要素的强弱状况、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否，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他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实行人民战争。

在战略防御阶段，从全局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是主要的，敌后的游击战是辅助的。但是，游击战在敌后的广泛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迫使敌人不得不把用于进攻的兵力抽调回来保守其占领区，从而对组织日军的进攻个、减轻正面战场压力、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战略方向痴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方式。日军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以保持和巩固其占领地。削弱敌人、壮大自己，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为实行战略反攻准备条件，这个任务主要是由人民军队进行的游击战来完成的。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和实践表明，敌后的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它是在敌强我弱条件下，充分发挥人民战争威力，保存与发展自己，消耗与削弱敌人，配合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争，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有效的作战形式。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一开始就制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正确处理了游击战与运动战、正规战的关系，适时地实施了两次战略转变，这些对于取得敌后抗战的伟大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三、人民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国性的内战。全面内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是极为严峻的。中国共产党清醒地估计了国内外形势，坚决

认定，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

为了打退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指出，在政治上，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必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事实证明这种作战方式是有效的，经过人民解放军一年的作战，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军总兵力增加，而国民党的总兵力则大大下降，而且士气低落，官兵中充满失败情绪。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之不能持久的方针，中共中央作出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待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将主力打到外线去，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也同时加紧发起攻击，渐次转入反攻。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我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的大舞台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伟大的革命实践，必然推动革命理论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已经历了两次革命战争，现在又经历了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抗日战争新阶段，丰富的实践经验，必然推动着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包括武装斗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