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走后

权力与法治

2011-07-01 23:55

导语：

皇上走后

——辛亥革命百年系列之八

章敬平

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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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溥仪的悲伤也是冯玉祥的悲伤

历史像个淘气的孩子，常常作弄弱小无辜的人。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的部下拿着手榴弹，将末代皇帝溥仪灰溜溜地赶出了故宫。 这天早上，秋日的太阳跃过杆头，北京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鹿钟麟一干人等，率领20名手枪队员，雄赳赳地来到清朝皇帝居住了281年的故宫。接到禀报的内务大臣，匆匆赶到门口迎接这帮来者不善的军人。笃信兵贵神速的鹿钟麟掏出两份文件，一份《清室优待条件》，一份《大总统令》，命令溥仪3个小时之内交出玉玺，带着全家老小搬出故宫。

见过世面的内务大臣，一边小心翼翼地和军人们周旋，一边暗示下人们禀告溥仪，让皇帝联系各界，寻求帮助。可能是看出了内务大臣拖延时间的用心，鹿钟麟唬起了脸，掏出随身携带的两枚手榴弹，往桌上一扔，威胁内务大臣，大意是说，皇帝必须在20分钟之内搬出去，否则，景山上的大炮可没长眼睛。溥仪哪里知道鹿钟麟是骗他吓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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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愿离开故宫，更不愿意做炮灰。没什么好交涉的，唯一能交涉的就是搬离故宫的时间，不是20分钟，而是6个小时。答应出宫的溥仪，只好在鹿钟麟进门就在他们的《清室优待条件修正稿》上签字。 12年前，南京临时政府也向清政府送达了《清室优待条例》，规定：清朝皇帝的称号不变，还叫皇上，皇上的住所暂时不变，仍然住故宫，皇室的私有财产受民国政府的特别保护，不会被征收，国民政府每年拨给皇室400万元，供皇室和宫女太监们花销等等。眼见大势已去，口口声声无颜见列祖列宗的隆裕皇后，也只好含泪答应，毕竟，较之于法国大革命杀死国王，俄国大革命中沙皇死不见尸，能够获此优待，已经要感谢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了。

岂料，短短12年，眼前的这帮荷枪实弹的家伙，就要将参议院通过的条例废除，非要给他们一个无法接受的修正稿。这个修正稿搞来搞去，就是要取消昔日的优待条件，从今天开始，搬出皇宫，不能再喊皇帝了，过去允诺的每年500万元改成50万元。

想当年，《清室优待条例》黑纸白字地说，中华民国公民在皇帝退位之后，要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而如今，手枪，手榴弹，威胁，恐吓，就像对待罪犯，哪里谈得上礼遇。可是，杀人不怪刽子手，别说手枪队，就连鹿钟麟也是执行他人的命令。逼清帝出宫，是冯玉祥的主意，怨不得他们。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总统曹锟，组织了临时内阁。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主张彻底推翻帝制的冯玉祥，以临时内阁的名义，实现了自己废除优待条件、驱逐皇帝出宫的一贯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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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点，溥仪和一班遗老遗少，乘坐5辆汽车，凄凄惨惨地驶往什刹海北河沿的醇亲王府。这是溥仪出生的地方，是他最初的家，在登基大典上，这个年幼的皇帝哭着喊着说，我要回家。现在，他终于回家了。

历史，就这样和他，一个生不逢时的皇帝，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历史，就这样和法治，一个在中国土壤中刚刚吐露新芽的治理方式，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须知，《清室优待条件》是参议院正式通过的中华民国与皇室的协议，是不能说撕就撕的。如果没有这纸协议，中国革命要多付出多少的血，多少的代价？协议是皇室和革命党人妥协的结果，也是双方平等协商的结果，皇室固然获益，民国也没有吃亏。虽说时过境迁，协议可以修改也可以废止，但是，绝不能以一方命令另一方的方式，擅自修改，强行修改。无论冯玉祥有多少理由，都掩盖不了乘人之危，欺人之弱，背信弃义的本质。然而，当时，人们还是赞颂英雄一样赞颂了他。起码，没有多少人觉得他有什么不妥。即便是知识界，除了胡适等少数几个人，绝大多数人不在乎溥仪的悲伤。

我也不太在乎溥仪的悲伤，可是，我在乎军人干政对法治的伤害，单方面撕毁协议对民国法治的伤害。这样的伤害，是溥仪的悲伤，是冯玉祥的悲伤，也是你我的悲伤。

1925：科长鲁迅告赢了部长章士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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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一个问题：一个教育部的小科长，在部长斥责他违法抗令，免除他的职务之后，拿起法律武器，告赢了教育部，官复原职。在这样的故事中，是敢于斗争的小科长牛，还是输了官司的部长无能？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说说1925年发生的陈年旧案。案件中的两个主角，一个是鲁迅，一个是章士钊。鲁迅不用我介绍了。章士钊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在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当过秘书长，在段祺瑞的执政府当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我们在中学课文《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读到的那个“落水狗”，也是他。

鲁迅骂他“落水狗”，是因为章士钊在女师大风潮后被赶下了台，丢了教育总长，也就是教育部长的位子。女师大风潮，是鲁迅和章士钊对簿公堂的案由所在。

女师大，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简称。女师大的首任校长是鲁迅的好友。1923年，应好友之邀，鲁迅做了女师大的兼职教师。这是鲁迅的第二份兼职。在此之前，他已经兼任了北京大学国文系的讲师。兼职之外，鲁迅在教育部有份正式的工作：社会教育司的佥事，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科长。

1924年，教育部任命杨荫榆出任女师大校长，替代了鲁迅的那个朋友。杨荫榆是个理想主义者，穿梭于世俗政治与教育，很是笨拙。她的侄女，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女士说她，多年在国外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浪潮，不了解国内的形势，不清楚自己的处境。她像个婆婆似地强调学风，反对学生涉足政治。然而，那时的女生，比如后来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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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夫人的许广平，都不是一般二般的人物，思想活跃，信奉自由，热爱国家，关心世界，岂能如她之愿，一门心思念书。

当年秋天，不识时务的杨荫榆，勒令3个未能按时返校的学生退学，引发了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驱杨运动”，要把她撵走，鲁迅等人参与其中，担心局势失控的教育部一度表示可以考虑撤换杨荫榆。熟料，匆匆到任的教育总长章士钊，看重杨荫榆，不肯撤换她。

怎奈，世事不洞明人情不练达的杨荫榆，在与鲁迅这样的教师和许广平之类的学生的对抗中，屡屡败北。章士钊顶了一段日子，只得让杨荫榆卷铺盖走人。章士钊再也看不惯女师大的学生了，认为她们不受检制，啸聚男生，蔑视长上，礼教全荒，在国务会议上主张停办女师大，另外成立国立女子大学。刚刚平静的湖面上又一次波涛汹涌。鲁迅等6名女师大教师反对改组，宣布成立“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鲁迅出任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兼总务主任。

据说，章士钊派人跟鲁迅交涉，向鲁迅封官许愿说，你别闹，将来让你做校长。又据说，鲁迅断然拒绝了。怎么办呢？

8月12日，章士钊给临时执政段祺瑞呈送了一个免去鲁迅职位的公函，大意是说：做官的应该恪守本分，服从命令。但是，我们教育部的周树人，在我们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之后，结合党徒，附和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违法抗令。我们需要将他免职，以示惩戒，这样做妥不妥当，请您鉴别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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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公函中，章士钊在“以示惩戒”之后，打了一个括弧，宣称免职鲁迅还缺少“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他们稍后再补办，以完备法律手续。

按照当时有效的《文官惩戒条例》，文官履职不当，胡作非为，视情况可以给予记过、降职、开除之类的处分。但是，他的上级不能想处分就处分，得草拟一个阐明事实和理由的惩戒文书，按照程序逐级上报，最后由临时执政这个类似于大总统的人物，交给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审查，如果这个委员会说NO，贵为部长的章士钊，面对鲁迅这样的小官，也奈何不得。

毕竟干过司法总长，章士钊知道，把惩戒文书送到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审查是个必不可少的程序，所以，他在给段祺瑞的公函中，打了这么一个括号，说，将来补办。段祺瑞收到章士钊呈送的公函的当天，毫不犹豫地，就下令照准。这样一来，在教育部干了14年、多次受到嘉奖的鲁迅，被免职了。

鲁迅不干了。他跑到类似于行政法院的平政院，交了30元诉讼费，跟章士钊打官司。确切地说，不是状告章士钊，而是章士钊领导下的教育部。至于自己的行为，实质上是否不当，该不该被开除，他避而不谈。他牢牢抓住“补办”这两个字大做文章，指控教育部“程序违法”，在他看来，“补办”，违反了《文官惩戒条例》的法定程序，未经惩戒法的法定程序就免他的职，是对《文官保障法草案》的亵渎。

章士钊以教育部的名义，在答辩状中委婉地承认“补办”的确存在“程序违法”的瑕疵，但他辩解说，当时女师大形势危急，不采取处分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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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果断措施，其他人可能跟着起哄，学潮不容易平息。他还在答辩状中详细描述了鲁迅的所作所为，认为鲁迅的言行与教育部职员的身份严重不合，暗指将鲁迅免职“实体”上是“合法”的。

平政院显然没有理会这一套，大概半年后，一纸坚认程序保障人权的裁决书，判鲁迅胜诉。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本文开头所提的问题。答案是：小科长牛！但我觉得，比小科长更牛的，是民国时代的文官制度，它们从原则上斥责了下级是上级奴仆的状态，用法律捍卫了先服从法律后服从上级的文官准则，用条文确定了上级处分下级的法定程序。否则，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章部长怎么会显得那么尴尬无能呢。